2026-07-08 15:07:15

　　中評社北京7月8日電／近日，斯塔默宣布辭去工黨黨首職務。這意味著，英國十年內將迎來第七位首相。從卡梅倫到斯塔默，英國政壇陷入一場頻繁換相的怪圈。這已不是單純的脫歐後遺症或領導人失職所能解釋的。這個曾經締造過現代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究竟怎麼了？

脫歐只是導火索，絕非動蕩的根源

　　斯塔默的辭職，恰逢英國脫歐十周年。輿論常將脫歐公投與英國政局的持續動蕩相提并論，但脫歐更像是引爆其結構性矛盾的導火索，而非動蕩的根源。甚至可以說，脫歐本身就是英國政治制度失靈的結果。

　　2016年的脫歐公投，是將一個事關英國長期路綫的憲政大事，硬生生塞進了政黨博弈的短視框架中。時任副首相尼克•克萊格在回憶錄中直言，卡梅倫承諾公投是為了管理分裂的政黨。卡梅倫的政治考量很精密——舉行脫歐公投，對內可以安撫黨內異見者、鞏固黨首地位，對外可以借此向歐盟施壓、使之在英國關切的問題上讓步。

　　作為首相的卡梅倫能够進行這種機會主義冒險，本就暴露出英國政治制度聚焦眼下選舉、忽視長遠影響的問題。

輿論生態異化，執政容錯空間壓縮

　　曾經的撒切爾夫人能拿出清晰的戰略藍圖，扮演著建築師角色；而十年來的六任首相，也曾被期待成為解決所有問題的救世主，但無一例外地都淪為了衰退時代勉力支撑的裱糊匠。

　　卡梅倫自信能將脫歐公投操作為謀取政治籌碼的工具，然棋差一著，公投意外通過後旋即辭職，缺乏收拾殘局的擔當；特蕾莎•梅執政三年，始終以“軟脫歐”為己任，卻未能凝聚黨內與議會共識；約翰遜靠脫歐大旗上任并在執政三年中推動了“硬脫歐”，卻因“派對門”等醜聞失去信譽；特拉斯推出激進的“迷你預算”經濟方案，卻引發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僅執政45天即下台；蘇納克在其不到兩年的任期內開始收拾亂局，卻無法挽回選民對其所在保守黨的失望；斯塔默近兩年在工黨左右派系拉扯中政策頻繁急轉彎，耗盡政治公信力，且未能滿足民衆對大變革的期望。
　　回顧這六任首相的執政經歷，或因缺少定力而被洪流裹挾，或因缺少能力而冒進遭反噬，或因缺少魄力而令選民失望，無一不陷入執政困境。

　　不過，將英國的政局動蕩簡單歸因於領導人能力下滑并不公平。當代英國的首相面臨的約束條件較以往更為嚴苛，尤其體現在輿論環境的碎片化與非理性化，以及經濟政策空間的顯著收窄等方面。

　　撒切爾夫人時期，傳統媒體仍占主導地位，政客尚能包裝與推行政策。撒切爾強制關閉煤礦，引發16萬煤礦工人大罷工。然而，BBC等媒體不斷播出礦工向警察扔石頭的畫面，使她成功將示威的礦工定義成無視法治的“暴徒”，從而成功壓制反對力量、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然而，當前的輿論生態顯著壓縮了執政的容錯空間，首相的任何政策偏差或言行失誤，均會被置於公衆視野之下加以審視與放大。約翰遜的“派對門”正因此從一次違規聚會演變為大規模的信任崩塌。此外，社交媒體的回聲室效應使極端情緒與負面叙事泛濫。言辭溫和則易被支持者視為軟弱；言論激進則易因無法兌現承諾而讓選民感到被欺騙。這種輿論生態擠占了理性思考與長期規劃的空間，首相被迫不斷縫補輿論漏洞，直至精疲力竭。

經濟增長乏力，改革空間持續收窄

　　輿論場之外，經濟增長乏力進一步加劇了執政的脆弱性。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已從增量擴張轉為存量博弈。當年撒切爾夫人面對經濟困局，尚可通過金融與信息技術“做大蛋糕”；而今，技術紅利已基本耗盡，留給政府的問題成了如何“切割蛋糕”，而“分配蛋糕”必然損害某些人的利益，造成選票流失。
　　此外，長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英國過早去工業化，缺少實體產業緩衝，高度依賴國際金融市場。這不僅讓英國在面對脫歐、疫情、烏克蘭危機等衝擊時缺乏韌性，也使國家失去了幹預資本的基礎。過去十年，英國通脹率屢破兩位數，勞動生產率卻已降至每年0.6%。

　　更棘手的是，英國的財政政策已被套上枷鎖。若想增發福利、改善民生，就會導致英鎊貶值，加劇通脹；若想對富人增稅、規範壟斷，就會引發資本外流，重創經濟。近十年間，無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執政，都只能在資本劃出的框架內小幅微調，民生問題始終無從解決。

制度周期錯配，西式民主治理效能遭遇內生瓶頸

　　究其根本，問題出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

　　任何國家要應對產業更新、人口老齡化、氣候變化等挑戰，都需要以10年乃至50年為尺度的長遠規劃。然而，西方的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生態周期嚴重錯配。英國大選最長間隔為5年，且執政黨可在任期內隨時罷免黨首另立新相，政策軌道頻繁切換，所謂長遠規劃幾近空談。

　　西方的民主選舉天然傾向於短期刺激，政客與政黨很可能為贏得下一場選舉而透支未來，卡梅倫舉行脫歐公投便是這種短視心態的體現。這一導火索引爆了此前積累的矛盾，使問題越來越難解決，政府越來越遭受質疑，釀成了政局不穩的困境。
　　英國十年七相的政壇鬧劇并非孤例，它反映了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必然危機。從斯塔默政策的反複無常，到韓國總統的不支持率反超；從德國選擇黨的強勢崛起，到特朗普民粹政治的漸失人心……相似的劇情正在不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國家中以各種形態上演。

　　在此背景下，左右翼執政者各自面臨不同的窘境：由於經濟與輿論上的容錯空間縮減，左翼政客只能推行溫和改良以便維持穩定、不在改革中被掀翻，結果就是即使沒出大錯，選票也會緩慢地流失，因為選民的高期待并未得到滿足；右翼政黨則將一切歸咎於“歐盟搶了我們的主權”“移民搶了我們的工作”等外部原因，以簡單粗暴的邏輯贏得廣泛認同，在多國呈崛起之勢。不過這種歸因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右翼政黨在執政後難以保持長期穩定。

　　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更新和變革，拿一把自冷戰時就沒改過的尺子來衡量今天的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終結論”式的傲慢。西方政客若認為西方模式就是治理的終極形態，喪失對其他文明治理經驗的好奇與學習能力，只會加速自身制度的僵化失靈。

　　如果一種制度無法轉化為民生福祉，那麼再悠久的民主傳統也終將在民怨中搖擺不定。當拉裡貓都比英國首相更具備“公衆急需的連續性”時，英國民衆該拷問的不是某位政客的能力或懊悔當初不該脫歐，而是其政治體系如今還能否承載一個國家的未來。（文章來源：中國網　作者系中國網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