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日本問題專家劉江永接受中評社記者深度專訪（中評社 陳思遠攝）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明齋樓（中評社 陳思遠攝）
中評社北京7月8日電（記者 陳思遠）高市早苗執政以來，日本大幅增加防衛費、加速謀求修憲、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加劇地區緊張。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日本問題專家劉江永日前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當前高市正利用執政聯盟在眾議院獲得的絕對多數優勢，加緊實現右翼勢力的各種政策訴求。高市正強化在琉球群島的軍事部署，介入台海、南海的力度將持續增大。
劉江永認為，中方必須從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全方位做好應對，防止中日關係對抗升級並進入長期對立的歷史新周期。
劉江永預測，高市早苗因政治醜聞纏身，2027年連任自民黨總裁的變數增大。但鑒於日本右翼勢力掌控政壇、國會政治力量嚴重失衡，無論未來誰人上台，中日關係均不容樂觀。
一、日本早已實際拋棄“專守防衛”，將大力發展進攻性武器
今年6月，自民黨召開總務大會，通過了修訂“安保三文件”的建議草案。高市早苗在6月23日也強調，“日本面臨戰後最嚴峻複雜的國際安全環境。西南地區是國防第一線。加強西南諸島的防衛是最緊迫的課題。”種種動向表明，日本正在法理、裝備及後勤體制上全方位拋棄“專守防衛”原則，其軍事力量正加速朝“先發制人”與長期可持續作戰的方向蛻變。
劉江永指出，日本政府長期標榜的“專守防衛”——即嚴格限定自衛隊僅在本土遭受直接攻擊時實施自衛，嚴禁海外作戰與主動打擊——如今已完全流於形式。早在2015年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日本便通過靈活解釋憲法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規定即使日本未受攻擊，只要與其關係密切的國家受攻且被認定為“存立危機事態”，日本即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從法理上徹底實現鬆綁。
自2022年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明確提出發展“反擊能力”以來，自衛隊的使用規則更朝先發制人方向加速發展。其所謂的“反擊”，並非本土遇襲後的被動防守，而是日方一旦察覺到敵國將發起攻擊，便可主動發起海外聯合軍事打擊。
在此次新版“安保三文件”的修訂草案中，增加防衛開支、強化對敵反擊能力以及構建延伸威懾成為核心內容。在具體執行層面，日本武器裝備系統正呈現出明顯的進攻性與太空化特徵。
一方面，日本正密集量產與引進遠程火器，計劃部署約1000枚射程超1000公里的改良型巡航導彈、引進射程1600公里的美國“戰斧”巡航導彈，並部署射程約900公里的25式超高音速滑翔彈，同時著手研發遠程導彈潛艇。
另一方面，航空自衛隊已正式更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此前僅20人的“宇宙作戰隊”已大幅擴編為800人的“宇宙作戰集團”，旨在推動航天火箭技術軍事化，使其具備太空在軌打擊衛星及地面導彈陣地的能力。
此外，日本還在大力發展無人機等AI武器，並同步研發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及電磁軌道炮等定向能武器，試圖以此對付無人機蜂群，削弱敵國的戰略威懾。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內閣不僅局限於前線軍備的升級，更在全方位完善可持續一年以上的長期戰時配套體系。日本開始批量儲備彈藥和萬能應急血漿，大幅增加戰時病床，並密集修建地下防核戰掩體設施。同時，全國範圍內的主要港口和機場也正被加速改造為軍民兩用設施。日本民眾擔心高市內閣走向戰爭道路並非空穴來風。
二、高市正加緊推動修憲，使日本向戰前復歸
為完成安倍晉三的修憲遺願，高市早苗不惜挑起“國論兩分”。通過今年2月提前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自民黨首次單獨獲得眾議院2／3以上多數議席，加上聯合執政的維新會，兩黨在眾議院占據了3／4的絕對優勢。這一變化導致國會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參議院的制衡作用幾乎喪失。執政黨憑借眾議院的絕對多數，可以輕易否定參議院的表決結果，從而確保預算案、法案和決議案的順利通過。
高市執政以來，日本國會已先後通過建立國家情報會議和國家情報局、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等重大政府決策。下一步將修改選舉規則，通過削減對小黨有利的比例代表制選區法案，並推進“損壞國旗罪法案”等立法。
劉江永預測，高市早苗下一步目標是在2027年正式提出修憲法案。為此，執政黨將爭取在2028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大勝，改變目前在參議院不過半數的不利局面，隨後與國民民主黨、參政黨、保守黨等贊同修憲的在野黨聯手，建立朝野修憲大聯盟，通過修改國民投票法，最終在2029年之前完成修憲。
不過，劉江永也指出，高市本人目前正受到個人能力爭議、健康狀況以及不斷被爆料的政治醜聞困擾，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能否贏得2027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並連任首相仍存在變數。
但從目前情況看，無論高市未來能否繼續執政，日本自民黨與維新會謀求修憲的既定路線都不會止步。劉江永分析，修憲的核心焦點在於突破現行憲法第九條對國家交戰權和軍隊職能的限制。修憲派擬將自衛隊正式改為“自衛軍”或“國防軍”，並將行使集體自衛權明確寫入第九條，同時加入應對“緊急事態”條款。更為敏感的是，修憲勢力試圖將現行憲法中天皇作為日本國與日本國民“象徵”的定位，恢復為明治憲法體制下的“國家元首”，並規定由男性繼承。
與此呼應的是，日本政界近期正在討論修改《皇室典範》，計劃將戰後脫離皇室的舊宮家後裔中15歲以上的男子，重新作為天皇“養子”恢復皇室成員地位。這實質上涉嫌向明治帝國憲法回歸的歷史倒退。
當年日本正是在明治帝國憲法下，利用天皇的絕對權威“挾天子以令諸侯”，走上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的。在日本發動的歷次對外戰爭中，10多個皇室宮家的男子大都曾擔任日本海軍、陸軍高級將領。例如，昭和天皇的姑父朝香宮鳩彥王，曾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戰後初期，包括朝香宮等11個皇室宮家被美國盟軍總部勒令脫離皇室，同時不追究他們的戰爭罪責。正因如此，日本民眾擔心，今後這些舊宮家子弟會否被右翼勢力培養為代理人重新安排進皇室。這對德仁天皇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他表示要傾聽國民的聲音。
三、日本為介入台灣煞費苦心，欲將美國拉下水
去年11月高市在日本國會宣稱，若中國出動戰艦並行使武力，便無疑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暗示將行使集體自衛權參與戰事。儘管中方強烈抗議，勸其糾正，但高市仍堅稱這是日本政府一貫立場。
這種激進姿態的背後，是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勢力與政界的“台灣幫”實際上是一夥人。最近，以古屋圭司為首的日本國會跨黨派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正式易名為“日台友好議員聯盟”，公開在國會內部搞“一中一台”。值得注意的是，古屋圭司同時擔任日本最大右翼團體“日本會議”在國會內的組織“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會長，高市早苗任副會長，麻生太郎為顧問，吸引了300多名國會議員參與其中。
從安倍晉三到高市早苗，日本右翼勢力的政策邏輯暗藏玄機，即必須借“台灣有事”把美國拉下水。
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只規定為保衛台灣的安全提供防禦性武器，並無美國必須直接派兵參戰的義務。對此，日本心知肚明，但仍不斷炒作台海議題，實則是給美國設下戰略圈套，促使美國改變“模糊”立場，明確承諾出兵保台，目的是一舉加劇中美矛盾，增強“台獨”對抗中國大陸的底氣，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一旦美國出兵協防台灣，日本就可造成兩個二戰的戰勝國火並，並借口所謂“存立危機事態”而與美國聯合作戰，使中方顧忌“難以承受的巨大損失”而知難而退。這就是安倍、高市所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的內在邏輯。
實際上，日本正圖謀單方面改變戰後以來日美同盟的性質，使其從日本接受美國保護的防禦型，轉向聯合軍事干預中國海峽兩岸統一的外向介入型。很顯然，現行日本憲法仍是其軍事介入的重大障礙。
從高市內閣在美國與伊朗開戰後的態度不難看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主要對象高度聚焦於台海。儘管霍爾木茲海峽是日本石油進口的咽喉要道，但日本並未將這種事態解釋為“存立危機事態”而出兵援美。這是因為日本仍希望維繫同伊朗的關係，甚至埋怨美國“偷襲”伊朗事先未通報日本。日本所謂“存立危機事態”的適用對象，說穿了是為其夥同美軍干預台海量身定制的。
戰後迄今，日本從未與美軍在海外聯合作戰，而日美同盟並未因此而破裂。因此，從理論上講，即使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也存在日本不直接參與的政策選項，而是只對美提供基地與後勤補給。待中美兩敗俱傷，台海兩岸一片廢墟，日本再出來主導戰後經濟重建與東亞安全秩序重塑。但這也只不過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一廂情願。
劉江永指出，日本上述圖謀是非法的，不可能得逞。且不論日本憲法的制約，從國際法角度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謂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被限定在聯合國會員國之間，而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根本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與前提條件。何況，《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規定，雙方應以和平手段解決彼此之間的一切爭端。因此，日本無論單獨還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為借口武力介入“台灣有事”，都嚴重違反國際法。未來，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勢力公然破壞國際法、鋌而走險的危險動向。
四、高市打錯算盤 美國不再跟隨日本起舞
劉江永補充道，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日本外交或安全行為只是追隨美國，但這種看法已遠遠落後於日美關係的現實。事實上，除了美國採取對華芯片出口設限時日本會緊跟以外，日本自安倍晉三2012年底第二次執政以來，一直在竭力利用、加劇所謂中美戰略競爭矛盾，在以下四個涉華重大問題上誘導、領跑美國，並一度得手。高市早苗執政後如法炮製，但特朗普不幹了。今年以來，中美關係正朝著與日本當局期待相反的方向發展。
第一，2014年安倍晉三利用奧巴馬總統“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需求，通過首先游說國務卿希拉里，促使美國總統首次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直至2025年2月石破茂訪美發表日美首腦聯合聲明，日本外務省一直促使美方反復做出這一承諾。但是，自高市早苗上台後，特朗普總統不再按日本的定調起舞了，不再發表首腦聯合聲明提及協防釣魚島問題，中美關係隨之好轉。
第二，2016年安倍晉三首次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而特朗普第一任期新手上路，正需要取代奧巴馬政府的地緣戰略提法，結果被安倍晉三帶了節奏。據安倍回憶錄稱，最初特朗普對“印太”戰略並不感興趣，後來他通過先說服國安事務助理博爾頓等人贊同，然後再游說特朗普。結果，特朗普上鈎了，將太平洋司令部改為“印太司令部”。這就是安倍約特朗普打高爾夫的目的。於是一些國家也跟進提出本國的所謂“印太”願景，如尹錫悅政府便提出韓國的印太戰略。然而，當高市外交高舉“自由開放印太”升級版之際，第二次執政的特朗普醒了，不僅不再為日本捧場，反而將“印太司令部”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
第三，2021年安倍晉三與蔡英文視頻對話時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並多次敦促拜登總統做出美國出兵保台的承諾。年事已高的拜登也幾度走嘴說“YES”，但隨即被美國國務院加以糾正。高市內閣仍頑固堅持錯誤和冒險立場，強調所謂歐洲與印太安全不可分割，與烏克蘭加強軍事合作，以誘使歐洲國家軍事介入東亞。然而，美國則止步於對台“模糊”政策不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總統都不說“台灣有事就是美國有事、美日同盟有事”，實際上持保留甚至反對立場。
第四，2022年12月岸田文雄內閣出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首次將中國的外交姿態和軍事動向定位為日本及國際社會“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威脅）”。迄今，日本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一直採取這一說法。高市內閣認為這還不夠，為加速戰爭準備而提出修訂國安戰略，並企圖繼續在對華戰略定位問題上給美國為首的北約成員國帶節奏。在今年6月舉行的七國峰會上，美國更關注伊朗問題，歐洲更重視烏克蘭問題，而高市企圖拿中國說事顯得很不知趣，極其孤立。
劉江永指出，當今世界各國如果不認清上述變化而繼續追隨日本的所謂“自由開放印太”，或企圖利用中美、中日矛盾從中漁利，將是極不明智的。台灣當局若誤以為日美兩國是其“以武拒統”的靠山，也注定打錯了算盤。
五、高市集團仍將一意孤行，推進反華的“自由開放印太”
劉江永指出，由於美國國際影響力及對盟友控制力明顯下降，一旦盟友出現狂熱“暴走”，美國往往難以駕馭，無論烏克蘭、以色列還是日本均不例外。面對特朗普在對華戰略上的降溫，日本當局並不會輕易改變其既定目標，高市集團反而開始極力利用北約歐洲盟國與美國之間的離心傾向，拉攏德、法、英、意等國加強安全合作及武器聯合開發。
最近，日本與荷蘭國防部長還討論了自衛隊與荷蘭軍隊相互提供燃料、彈藥等“日荷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早日生效問題。日本正加緊將北約國家拉入“自由開放的印太”地緣戰略，強化在東海、台海、南海的聯合軍演，從點、線、面主導建立國際對華軍事威懾體系。
在中國周邊地區，日本試圖通過政府安全能力援助（OSA）和解禁殺傷性武器裝備出口，在東海、台海、南海對中國形成長期戰略制衡。日本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美國的盟友構建准同盟關係，向澳大利亞出口及聯合製造11艘“最上”級戰艦，向新西蘭推銷同類戰艦；通過日元貸款和OSA無償援助向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提供日本退役巡邏艇等，配套人員培訓，深度滲透這些東盟國家防務及海巡體系，打造日本在東盟的戰略立足點。與此同時，日本還將蒙古國納入OSA安全合作對象國，簽署國防裝備和技術轉讓協定。高市7月還出訪印度，繼承安倍的強化日印安全合作路線。
在對華經濟戰略方面，日本以經濟安全保障為名限制對華半導體等特定物項出口，通過資源戰略儲備、南鳥島海底稀土開發等擺脫對中國的稀土進口依賴，同時推進武器研發、生產、出口，企圖以此帶動日本經濟增長。日本經濟界雖亟需同中方恢復溝通渠道，要求中方放寬稀土出口限制，但總體仍支持高市政權的基本政策，特別是獲得武器生產、出口等政府財政、政策紅利的大企業更是如此。這種結構性變化，必然對中日經貿、人員往來產生負面影響。
劉江永判斷，近期內中日關係難以緩和，伴隨今年日本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落地，日本介入台海、南海的力度可能持續升級。儘管中美就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達成共識，並將於2026年下半年再舉行兩次首腦會晤，但因日本右翼當道而不具備跟隨美國緩和對華關係的國內條件。事實上，日本反而在借美國區域影響力下降之機，謀求主導對華多邊制衡網絡的構建。日菲擅自決定在中國台灣東部海域劃界談判便未事先通報美國。美國表面支持盟友，而內心對盟友“惹禍”殃及自身的擔心則在增大。日本還將不斷牽頭，與美、澳、菲等國舉行各種聯合軍演。
六、常態化澄清釣魚島歸屬認知爭議是關鍵，中日關係不容樂觀
劉江永指出，儘管最近高市秘書涉嫌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曝光，高市本人也醜聞纏身，但今年6月下旬《讀賣新聞》民調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仍處在69%的高位，《每日新聞》民調也顯示過半數受訪者支持高市內閣。即使高市早苗卸任，而無論誰上台，自民黨右翼主導國會的嚴重失衡狀態在2028年之前難以改變，既定國家安全戰略將得到延續。
關於導致這種局面產生的原因，不少日本人也說不清楚，感到困惑，似乎仍停留在日本不適應中國發展壯大的表層感受。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前的中日關係與其說是缺乏戰略溝通，不如說是由於日本右翼“台灣幫”當政而缺乏同中國直接正常、有效溝通的渠道與人才。村山富市、河野洋平等對華友好政治家相繼辭世；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等與中國有長期友好交往的政治家離開政界；一些有平衡感的日本議員在社會右傾化浪潮中紛紛落選；日本對華友好團體後繼乏人，日本經濟界也不例外，中日之間原有有效溝通渠道“斷檔”。事實證明，如果日方與中方溝通的目的主要是為替高市游說或搜集中國情報，只能適得其反。
劉江永指出，的確，民族心理變化的原因來自多方面，綜合日本大選結果、相關民調、實際接觸與預判驗證，其根本原因在於，近十多年來日本政府一直利用釣魚島議題煽動反華民族情緒，將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海域執法巡航污蔑為“侵入日本領海”。這是導致日本對華友好民意大塌方，日本社會特別是年輕選民支持右翼上台最重要的政治心理變量。
自2014年起，日本文部科學省規定所有日本相關教科書都必須記載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自衛隊現役少尉村田晃大及許多支持高市的日本年輕人，就是學著這種教科書長大的。2026年日本小學五、六年級的教科書也要寫入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日本從小學生開始灌輸錯誤的領土與歷史敘事，塑造全民族的集體記憶，持續培養未來日本右翼需要的選民，進而形成支持修憲擴軍甚至擁核的民意基礎。這種局面不改變，指望中日關係根本改善是不現實的。在釣魚島歸屬認知方面澄清爭議，促使日本對華民意改善任重道遠。
2027年將是日本修訂後的國家安全戰略全面啟動、國家情報局正式啟動後的第一年，同時也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和“南京大屠殺”90周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百年，中日關係將面臨新考驗。劉江永認為，中方必須從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全方位做好應對，防止中日關係對抗升級並進入長期對立的歷史新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