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加拿大涉台政策轉向分析
2026-07-06 11:18:35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加拿大涉台政策轉向分析 作者：張書建（太原），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朱麗君（太原），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加拿大逐漸放棄了原有的“中立不選邊”立場，轉而向美國對台政策靠攏，開始主動介入台灣問題。其涉台政策立場從維持戰略模糊的“中立不選邊”向緊跟美國步調的“一邊倒”轉變；政策內容從單純的“經貿往來”擴展為發展同台灣的“全面關係”；政策執行也從政府主導轉為政府、議會、智庫等多軌並行。這一政策轉變主要受歷史制度依賴、國際秩序轉型、國內身份政治三個因素的影響。總的來看，特魯多時期的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一味追隨美國，不僅影響了中加關係的改善勢頭，也加劇了台海地區的緊張局勢；而新上臺的卡尼政府雖然對華表現出一定的“善意”，但其在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影響下依舊難改對華“競合思維”，並且在台灣問題上也將繼續秉持“介入”態勢。
引言
1970年中國和加拿大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來，加拿大在涉台問題上一直保持較為謹慎的態度。並且，加拿大也明確表明遵循“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與台灣“斷交”。然而，近年來，為了迎合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加拿大官方開始跟隨美國大打“台灣牌”，不僅涉台言論明顯增加，而且與台灣的政治互動也更為頻繁。2022年11月，加拿大在其“印太戰略”報告中，詳細闡述了其涉台政策，即“在堅持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加拿大將繼續與台灣進行多方面的接觸，其中包括在貿易、技術、衛生、民主治理和打擊虛假信息方面進行合作。加拿大將反對任何威脅台灣海峽現狀的單方面行動”。①
2025年6月，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與歐盟領導人的聯合聲明中宣稱：“我們重申，我們共同關心維護印度洋—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包括在東海和南海以及台灣海峽兩岸，並將與區域合作夥伴合作，共同維護一個自由、開放和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②這預示加拿大新政府將在台灣問題上繼續秉持“介入”態勢。在當今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情況下，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變無疑對中加關係造成了負面影響，未來其涉台政策將如何演變值得進一步關注。
一、加拿大涉台政策的新變化
從過往傳統來看，在干涉台灣問題的國家中，加拿大並不突出。這是因為自中加建交以來，加拿大一直在台灣問題上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和保持“中立不選邊”的立場。但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加大了對盟國的拉攏力度，希望能聯合更多國家在台灣問題上共同向中國大陸施壓。在此情況下，加拿大涉台政策對美追隨意圖明顯增強。儘管卡尼政府上臺後，中加關係迎來了轉機，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變，但總體上仍難改“介入”態勢。
（一）政策立場上：從維持戰略模糊的“中立不選邊”向緊跟美國步調的“一邊倒”轉變
從歷史上看，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機時期，位於北美的加拿大便曾積極參與過危機斡旋。1955年1月25日，時任加拿大外長皮爾遜（Lester Pearson）便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台海危機發表正式聲明，明確表態不贊成美國介入台海局勢，而加拿大也不會跟隨美國捲入。聲明表示：“由於一次干涉而有可能發生全球戰爭，這會成為一場悲劇。”皮爾遜也告訴加拿大議員：“美國對那一地區作過承諾，加拿大未加附和，而希望美國採取結束戰爭的步驟。”③加拿大政府更是在之後的外交活動中取代了英國，成為斡旋台海危機的關鍵角色。
1968年4月，加拿大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政府上臺後，其誓言要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加拿大也在積極思考並調整其對華政策。1970年10月，經過長期艱苦談判，加拿大與新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儘管在中加建交過程中，台灣當局也曾唆使美國政府阻止加拿大與新中國建交，但皮埃爾·特魯多政府依舊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並最終與新中國政府達成一致。④此後，加拿大歷任政府均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在台灣問題上保持“中立不選邊”立場。
直到2015年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政府上臺後，加拿大涉台政策的立場才開始發生明顯轉變，逐漸由以往的“中立不選邊”轉向“一邊倒”追隨美國。特魯多政府上臺初期也曾採取積極接觸並謀求深度合作的對華政策，中加關係一度向好發展。但隨著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向加拿大施壓，中加關係開始急轉直下，加拿大也開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觸碰中國底線。⑤
一方面，加拿大不斷跟隨美國在國際上對台灣問題指手畫腳，試圖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另一方面，加拿大還跟隨美國制定加拿大版“印太戰略”，實質強化在相關地區的軍事存在。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表示，加拿大將繼續與合作夥伴合作，抵制任何威脅台灣海峽以及東海和南海現狀的單方面行動。“當中國脅迫使加拿大邊緣化台灣時，這也是對我們主權的侵犯。”⑥這一表態實際上將加拿大干預台灣問題正當化，暗示加拿大可能介入台灣問題。儘管2025年特魯多辭職下臺，新任總理卡尼上臺，但其在台灣問題上仍然表現出介入傾向。並且，由於卡尼政府在對外決策上仍舊受制於美國，這也使得加拿大政府在涉台政策上仍將以追隨美國為主，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訴求亦將會持續傳導給加拿大⑦。
（二）政策內容上：從單純的“經貿往來”到發展同台灣的“全面關係”
自從與新中國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來，加拿大便斷絕了同台灣方面的所有正式往來，僅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同台灣在經貿領域保持著一定合作。但自從中加關係惡化後，加拿大政府與台灣的關係也從單純的“經貿往來”轉變到發展同台灣的“全面關係”。
在經貿和高科技等領域，加拿大一方面尋求與中國大陸脫鉤，另一方面卻不斷加強與台灣的合作。2022年10月，時任加拿大創新、科學與經濟發展部部長商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就半導體供應鏈安全問題表態時說道：“我們想要的無疑是脫鉤，是與中國、與世界上其他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政權脫鉤。”⑧與此同時，加拿大卻與台灣在供應鏈、半導體等行業展開了密切合作。2023年12月，台灣與加拿大簽署了《投資促進與保障協議》和《科技與創新諒解備忘錄》，並批准了供應鏈彈性合作框架。⑨但加拿大新政府上臺後，與台灣的經貿關係也出現了一些變化。2025年6月，加拿大宣佈對某些鋼鐵產品進口徵收50%的附加稅以及對某些鋼鐵衍生產品徵收25%的全球關稅。此舉遭到了台灣的抗議，並於2025年12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這表明，在卡尼的領導下，雙方的經貿關係已不如之前緊密，但仍舊保持著高度合作。
與經貿領域不同，加拿大和台灣在政治層面的互動與往來是近年來加拿大涉台政策的一個明顯轉變。在政治層面，加拿大主要通過議會活動和立法活動逐漸掏空“一個中國政策”，並支持台灣獲取所謂的“國際空間”，不斷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
首先，推動立法活動，謀求“對台關係法治化”。2021年6月17日，加拿大眾議院一讀通過了《加台關係框架法》。⑩2023年3月，加拿大眾議院“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CACN）”發佈了《加拿大和台灣：動盪時期的牢固關係》報告，詳細闡述了加拿大的涉台政策。
其次，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幫助台灣拓展所謂的“國際空間”。2022年4月29日，加拿大眾議院衛生常設委員會向眾議院報告，它支持台灣充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以便台灣能夠發揮與其在“印太地區”的地位相稱的作用。⑪
最後，提升官方交流層級，強化雙方的聯繫。加拿大官方與台灣當局交往的層級和頻率顯著上升。2025年10月，加拿大外交部長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時表示，加拿大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將繼續與台灣接觸，以促進加拿大的利益。總的來看，近年來在加拿大“反華親台”勢力的操作下，中加關係整體呈消極態勢，加拿大與台灣的關係卻日益緊密。
（三）政策制定與執行上：由原來的“政府主導”向政府、議會、智庫等“多軌並行”轉變
加拿大政府作為對外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一直主導著涉台政策的走向和實施情況。儘管2015年賈斯汀·特魯多政府上臺後，加拿大議會開始試圖影響涉台政策，包括推出涉台議案、組團“訪台”等，但加拿大政府均未讓相關涉台議案最終通過，守住了政策底線。總的來看，加拿大政府一直主動將涉台政策基線和相關涉台議題納入整體對華關係管理範疇，但加拿大涉台政策的“政府主導性”實質上是一種“防禦型主導”。這種“被動管控”模式也為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向埋下了伏筆。
一方面，近年來加拿大議會開始在涉台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相關議案和報告，加拿大議會還通過組團竄訪台灣的方式介入政府涉台事務。加拿大政府鑒於“一個中國政策”，不便直接和台灣官方進行接觸，政府官員在有關涉台事務上也存在較多限制和顧慮，因此，通過不在政府任職的議員與台灣進行聯繫便成為加拿大政府心照不宣的重要途徑。
另一方面，加拿大智庫近年來在涉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西方國家，智庫不僅是學術交流、傳播的平臺，更是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一環，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問題時選擇尋求智庫的幫助。在加拿大智庫中，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C）和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CGAI）對於台灣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最為豐富。這兩個智庫對政府涉台政策的調整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此之外，台灣當局駐加拿大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也通過捐贈資金、組織活動等方式，加強與加拿大智庫的聯繫。例如，2025年2月台灣當局外事部門便與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等多個加拿大智庫機構共同舉辦了所謂的“‘台加’印太區域安全論壇”。由此可見，這些智庫近年來在影響和幫助實施加拿大涉台政策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這一趨勢在加拿大新政府上臺後依舊沒有得到遏制。
二、加拿大涉台政策轉變的原因
在中美兩國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加拿大自冷戰以來便形成的對美外交和安全政策路徑依賴以及國際秩序轉型背景下自身地位下降與國內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外溢效應等三個因素的影響。
（一）歷史制度主義下的聯盟承諾重構與路徑依賴驅動
所謂的“路徑依賴”現象，即一種制度被選擇之後，它本身會產生出一種自我捍衛和強化的機制，使得扭轉和退出這種制度的成本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困難。⑫就加拿大涉台政策而言，其的轉向反映了加拿大在戰後國際聯盟體系中的歷史制度主義路徑依賴，以及對當前聯盟承諾重構的努力。當中美競爭強度較低時，加拿大傾向於採取兩面交好的對沖戰略；當中美競爭加劇時，加拿大面臨的對沖空間變小，從而被迫在中美兩國間選邊站隊。選邊困境往往也伴隨著同盟困境。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博弈升級，也使加拿大面臨同盟困境。美國學者斯耐德（George H. Snyder）認為，同盟內部始終存在著“被拋棄”和“被牽連”的困境。⑬隨著中美兩國圍繞台灣問題的博弈日益激烈，加拿大被美國“拋棄”和“牽連”的風險同時上升。
一方面，加拿大面臨的選邊困境本質上是路徑依賴下戰略自主性受限的結果。加拿大在經濟、軍事、安全等方面對美國有較強的依賴性，這種長期制度化合作所形成的強大路徑依賴，促使加拿大的涉台政策選擇被“鎖定”在既有的聯盟體系內。因此，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加拿大若偏離美國對台政策框架，可能被視為破壞聯盟團結，引發美國不滿；若完全追隨美國，則可能損害對華經貿關係及自身戰略自主性。這種選邊困境的本質是路徑依賴對當前政策空間的壓縮。
另一方面，加拿大面臨的同盟困境則是歷史制度慣性中主權讓渡與自主性博弈的結果。歷史制度主義指出，長期制度化合作會形成“規範內化”，使得聯盟利益逐漸被視為“國家利益”。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臺後，便要求加拿大對華脫鉤；2021年上臺的拜登政府強化了美國的反華、遏華政策，並要求加拿大與其保持一致。受聯盟承諾重構和路徑依賴的驅動影響，中加關係近年來急轉直下，這是加拿大調整涉台政策的重要原因。總的來看，在美國聯盟承諾的牽引以及路徑依賴效應的影響下，加拿大涉台政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負面轉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向並非簡單的利益驅動，而是在歷史形成的制度路徑中，為應對結構性壓力而進行的“適應性重構”。
（二）國際秩序轉型背景下體系內地位下降的能動反應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加速轉型時期，作為傳統“中等強國”的加拿大無論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是在美國聯盟體系內的地位都有所下降。因此，為了提升自身地位與國際影響力，特魯多政府開始強化對美戰略追隨，這是加拿大涉台政策轉變的直接原因。
首先，特魯多政府上臺後秉持鮮明的“親美”政治傾向，將提升加拿大在美國聯盟體系中的地位放在對外關係的核心位置。二戰後，加拿大與美國形成了特殊關係。但近年來，隨著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加拿大在美國聯盟體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因此，藉助台灣問題提升加拿大在美國聯盟體系中的地位，便成為國際秩序轉型背景下加拿大穩固美加特殊關係的策略之一。
其次，加拿大也希望通過調整涉台政策，提升其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感，進而實現其“中等強國外交”的戰略目標。自從特朗普首次執政以來，加拿大的“中等強國外交”便遭遇全面困境。⑭為了突破“中等強國外交”面臨的困境，加拿大將目光轉向了“印太地區”，並把台灣問題作為其實現“中等強國外交”目標的機會。
最後，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向也是其在全球影響力衰退的情況下，通過象徵性政治爭奪國際話語權的表現之一。隨著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理念，全球化進程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當下受到嚴重挑戰之際，加拿大作為傳統的中等強國，試圖通過涉台議題來彰顯其“全球規範領導者”的角色。這種象徵性政治超越了直接的物質利益，反映了加拿大在國際秩序轉型背景下尋求提高自身國際話語權的努力。
總的來看，在國際秩序轉型的背景下，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轉向可被視作其應對國際影響力變化、尋求戰略定位的一種能動反應。卡尼政府上臺後，考慮到美加特殊關係面臨的嚴峻考驗，與美國進行政策協調會困難重重，因此，加拿大新政府更重視同歐洲盟友進行政策協調。但這並不表示加拿大會改變其“介入”台灣問題的政策取向，因為其提升加拿大國際地位的核心外交目標沒有改變，衹是具體策略上從“倚美”改為了“靠歐”。
（三）國內身份政治鬥爭與多元文化主義外溢的結果
儘管歐洲多國近年來相繼宣佈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但作為西方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起源地的加拿大卻不這樣認為。衹不過隨著以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為代表的內部社會保守思潮的日益高漲，加拿大國內關於是否還要堅持“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論越發激烈。當國內身份政治陷入“碎片化”困境時，外交政策便可能被用作重塑國家認同凝聚力的工具。而台灣問題因其被部分政治力量塑造成“民主vs威權”的價值觀敘事場域，便成為加拿大政府在國際場合彰顯“多元文化主義價值觀”的象徵性舞臺。
一方面，通過在涉台政策中注入價值觀因素，加拿大政府嘗試將國內關於身份認同的爭論，轉化為對外“捍衛共同價值”的動員，從而緩解國內認同焦慮；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內在張力促使加拿大外交更注重“規範性權力”的投射。作為西方少數仍公開堅持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加拿大在國際上面臨著解釋其政策合理性的壓力。通過介入台灣問題等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價值觀議題，加拿大可向國際社會展示其作為“進步價值觀守護者”的角色，從而為其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提供外部正當性支撐。
除此之外，加拿大與台灣在價值觀方面也高度契合。從價值認同的視角看，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調整反映了其國內政治精英群體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規範認知的強化。傳統上，加拿大的對華政策是在平衡經濟利益與“民主價值”的基礎上展開，並試圖在中美之間尋求“中等強國”的獨立空間。然而，近年來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加拿大日益將中國視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及其核心價值的“系統性挑戰”。這種價值層面的威脅感知，使其在身份認同上更緊密地向美、英、澳等安全夥伴靠攏，以構築一種所謂的“民主聯盟”抵禦“威權主義”的集體身份敘事。加拿大強化與台灣的非官方聯繫，本質上是其對“民主捍衛者”集體身份的一種表演性政策輸出，旨在鞏固其在該價值共同體內的成員資格，即使這可能會犧牲部分對華經濟利益與戰略模糊性。
在此情況下，價值認同超越務實的利益考量，成為加拿大涉台政策轉變的主導邏輯。目前來看，雖然新總理卡尼有意緩和同中國大陸的關係，但考慮到加拿大國內對於“台灣問題”的價值認知並沒有發生明顯改變。因此，在意識形態掣肘下，未來一段時間加拿大涉台政策也難有大的改變。
三、加拿大涉台政策的未來走向
未來加拿大的涉台政策將會如何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看中美加歐這個特殊的四邊關係會如何演變。就當下而言，中美關係難改競爭態勢，美加關係也將繼續面臨嚴峻考驗，中加關係雖迎來一定契機，但走勢尚不明朗，而加拿大與歐盟的關係則愈發緊密。因此，可以預判，在中美關係、美加關係短期內難有大變動的情況下，加拿大涉台政策很有可能向歐盟靠攏，更加重視同歐洲盟友的政策協調。但同時也會務實處理對華關係，在不破壞“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上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首先，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的調整可能會使加拿大新政府不得不靈活自主地處理台灣問題。特朗普重返白宮，勢必會對美國對台政策進行調整和改變，這也必然會影響到加拿大的涉台政策。就目前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來看，特朗普與其前任拜登的對台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兩點不同：一是對台政策的“去意識形態化”；二是弱化盟伴體系在介入台灣問題上的作用。由於領導人執政風格不同，拜登政府更喜歡發揮美國盟伴體系的作用，主張“多邊介入”台灣問題；而特朗普則對多邊主義嗤之以鼻，主張“單邊介入”台灣問題。⑮
由此可知，美國可能會一改拜登政府時期積極拉攏盟國就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進行聯合施壓的做法，而是會回歸單邊介入的做法，對華極限施壓。在此情況下，加拿大想要通過強化對美追隨戰略，在台灣問題上施壓中國，從而為自身換取更多利益的企圖很有可能遭遇失敗。這將迫使加拿大奉行更加獨立自主的涉台政策。
其次，美加特殊關係的變化也可能使得加拿大的涉台政策回歸“務實軌道”。特朗普自贏得2024年美國大選以來，便針對加拿大頻頻發聲。先是放話將“吞併”加拿大、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又威脅對加拿大商品加徵全面關稅。特朗普的這些舉動，在加拿大國內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對和不滿聲浪，美加特殊關係正搖搖欲墜。
與此同時，鑒於新總理卡尼在擔任英國央行行長期間曾與時任英國財長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一道力排眾議，促成英國加入亞投行，其在商言商的經濟學家思維也有望為務實處理台灣問題打開機會窗口。這使得加拿大的涉台政策有可能出現以下轉變：加拿大為了對沖同美國開啟貿易戰帶來的經濟損失，很有可能調整對華政策，緩和同中國大陸的關係。中國目前仍然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場，各項指標均僅次於美國。⑯因此，加拿大若想抵消美國關稅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便不得不抓緊緩和同中國大陸的關係。
卡尼在2025年4月份連任以後，便著手開始同中國進行接觸，試圖“重啟”對華關係。正如卡尼2026年1月訪華前所言：“加拿大正在全球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推動經濟從依賴單一貿易夥伴，向更強大、更能抵禦全球衝擊的方向轉型。”⑰在此情況下，加拿大可能會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更加中立和務實的立場，避免站隊，力求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將避免因台灣問題激怒中國而影響兩國經貿關係。
再次，加拿大國內政局變化也可能使其涉台政策出現調整，由“追美”改為“隨歐”。從新總理卡尼上任至今的表現來看，其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呈現出“先歐後美”態勢。卡尼上任後的首次外訪沒有選擇美國而是選擇了歐洲，希望能夠就主權問題獲得歐洲盟友支持。在涉台政策上，卡尼政府仍舊繼承了特魯多政府的競合思維，在台灣問題上傾向於繼續介入。儘管目前來看，卡尼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介入程度有限，但隨著台海局勢和美加關係的變化，其對台灣問題的介入也不應被忽視。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接下來美加關係會如何變動勢必會影響到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趨向。若美加關係持續惡化，加拿大很有可能會調整政策重心，向歐洲盟友尋求幫助，其涉台政策也有可能由“追美”轉為“隨歐”。近年來，英國和歐盟的對外政策表現出了明顯的“向印太傾斜”趨勢。英國和歐盟對台關係愈發密切，不僅與台灣當局的交往層級逐漸提升，涉台表述也日益激進。因此，如果加拿大倒向歐洲，其涉台政策勢必會與歐洲盟友相協調，並繼續貫徹其“印太安全戰略”。從卡尼新政府有關台灣問題的表態來看，加拿大未來在台灣問題上依舊不會“缺席”。例如，2025年4月，加拿大全球事務部便對台海局勢發表干涉言論，稱中國最近在台灣周邊舉行的軍事演習“加劇緊張局勢，破壞區域穩定，影響全球安全與繁榮”，呼籲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這一言論反映出卡尼領導下的加拿大政府將繼續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作為一項核心政策主張，並將和盟友一道繼續干涉中國內政。
最後，中加關係的改善也將影響加拿大涉台政策的未來走向。2026年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被視為中加關係的“破冰之旅”，具有一定的標誌性意義。儘管訪華期間，卡尼與中國領導人並未就台灣問題公開發表意見，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中也未提到台灣。但這一重大的外交動向以及中加關係的改善自然會對加拿大涉台政策產生影響。而最直接、最可見的影響，體現在卡尼訪華前夕加拿大政府對其議員行為的干預上。在卡尼確定訪華行程後，加拿大政府“召回”了正在台灣訪問的兩名自由黨議員。
這一事件至少傳遞出兩個明確信號：其一，加拿大政府充分意識到台灣問題在中國核心利益中的高度敏感性，並避免在高層訪華前後製造“混亂的外交信號”；其二，卡尼政府有意將發展與中國的務實關係置於更優先的位置，為此不惜對本國內部政治人物的涉台行為進行約束。
概括而言，卡尼政府在涉台政策上的深層邏輯是經貿優先、戰略自主與低意識形態化。卡尼此訪的核心目標是尋求與中國在經貿領域進行“務實合作”，以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衝擊。因此，當經貿合作成為中加關係的“壓艙石”時，台灣議題自然會被置於次要位置。與此同時，加拿大政府對過度依賴美國的反思和對戰略自主的追求也將削弱其涉台政策的內在動力。而且作為技術型官員，卡尼相比其前任特魯多而言更加務實、專業，其外交政策的價值觀色彩並不鮮明。因此，卡尼領導下的加拿大政府必將在如何處理台灣問題上更加謹慎，而中加關係的改善也將為加拿大涉台政策提供向“一個中國政策”回歸的契機與邏輯基礎。
但美國因素的持續存在和加拿大國內政治的分化，意味著這種影響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和限度，也決定了其涉台政策的調整更多衹是策略性的而非結構性的。所以，儘管當下卡尼領導的加拿大新政府對華表示出一定的“善意”，但從中美博弈背景下加拿大的地緣政治演進邏輯來看，其基於地緣政治現實所形成的結構性對華競合戰略思維仍難以在短期內扭轉。
結語
美國自拜登政府以來，便注重聯合盟友構築“對台統一戰線”，以全面遏制中國大陸崛起。加拿大由於對美國的戰略依賴較強，其涉台政策表現出明顯的對美追隨特點。從加拿大議會議員頻繁竄台，再到派遣軍艦追隨美國穿越台灣海峽，並積極幫助台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特魯多時期的加拿大全面配合美國，增強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力度。但是隨著美加關係的惡化以及加拿大國內政局的變化，加拿大涉台政策也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調整。卡尼政府上臺一年多來，其涉台政策雖繼續秉持“介入”態勢，並注重同歐洲盟友進行政策協調，但也呈現出顯著的務實與克制轉向。在核心層面，加拿大仍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在具體做法上更注重管控風險，避免挑釁。衹不過，增強與台灣的往來已成為加拿大兩黨的基本共識。因此，可以預見，未來加拿大同台灣的關係仍將會持續發展，衹是在具體策略上自由黨和保守黨可能會有所不同。對中國大陸而言，需要密切關注加拿大涉台政策的變化和走向，並及時制定相應的應對之策，防止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越過“紅線”。
注釋：
①“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indo-pacific-indo-pacifique/index.aspx?lang=eng, 2025-02-11.
②“Joint statement: Enduring Partnership, Ambitious Agenda”,https://www.pm.gc.ca/en/news/statements/2025/06/23/joint-statement-enduring-partnership,2025-07-21.
③GR25,File No, 50056-B-40,65:Statement, the Secretary for Eternal Affairs, Canada, Jan.25,1955.
④李慶成：《台灣當局對加拿大與新中國建交的態度及因應》，《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72-84頁。
⑤張笑一：《當前加拿大對華政策探析》，《現代國際關係》2022年第11期，第17-24頁。
⑥“CANADA AND TAIWAN: A STRONG RELATIONSHIP IN TURBULENT TIMES”, https://www.ourcommons.ca/DocumentViewer/en/44-1/cacn/report-2/page-96, 2025-02-15.
⑦何達薷、俞婧婷：《從不干涉到干涉：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變化》，《中國評論》2025年第10期，第103-109頁。
⑧Konrad Yakabuski,“Canada is Being Conscripted in U.S. War on China’s Tech Sector,”The Globe and Mail, October 25,2022.
⑨“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ppearance before the House of Comm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Canada-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ons (CACN)”,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briefing-documents-information/parliamentary-committee-comite-parlementaire/2024-06-17-cacn.aspx?lang=eng#a10, 2025-02-17.
⑩“C-315, 43rd Parliament, 2nd Session”, https://www.parl.ca/documentviewer/en/43-2/bill/C-315/first-reading?col=2, 2025-02-18.
⑪“BILL S-277, An Act respecting a framework to strengthen Canada–Taiwan relations”, https://www.parl.ca/DocumentViewer/en/44-1/bill/S-277/first-reading, 2025-02-18.
⑫張曬：《歷史制度主義：從“制度回歸”到“路徑依賴”——兼論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適用性》，《理論月刊》2014年第3期，第112-116頁。
⑬Snyder G 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No.4,1984,pp.461-495.
⑭張笑一：《加拿大“中等強國外交”的困境及前景》，《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12期，第35-43頁。
⑮葉曉迪、張家寶：《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涉台政策調整前瞻》，《閩台關係研究》2024年第4期，第52-66頁。
⑯《中國與加拿大經貿合作簡況》，中國商務部網站，2023年2月10日，http://vancouver.mofcom.gov.cn/article/zxhz/hzjj/202303/20230303398323.shtm，訪問時間：2025年4月22日。
⑰《中加關係轉圜靠美國？》，新加坡聯合早報，2026年1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114-8096957，訪問時間：2026年1月14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4月號，總第340期，P98-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