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06 10:54:58

　　中評社╱題：“台灣民眾身份認同：‘去中國化’教育的世代差異”　作者：張啊媛（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師；夏凡（潮州），韓山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講師

　　【摘要】本研究基於1992-2023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以台灣當局“去中國化”教育改革為分析視角，系統探究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遷趨勢、群體差異及其內在形成機制。研究結果顯示，族群傳承、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兩岸交流經驗作為重要影響因素，持續作用於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且受到世代差異的調節作用；民進黨當局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是引發台灣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偏移的主要制度性誘因。為破解台灣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困境，促進台灣同胞形成正確的身份認同，應深入推進兩岸青年交流，破除民進黨當局編織的“信息繭房”；大力推動兩岸青年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夯實台灣同胞正確認同的文化根基；進一步明確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關鍵角色，增強台灣同胞的參與感、使命感和榮譽感，並由此進一步鑄牢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對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教育的撥亂反正，從源頭上逐步消除其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負面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在傳承知識與文明的同時，也是培養年輕一代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意識的重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的這一功能在島內成為分裂主義勢力向青少年灌輸“去中國化”意識和培育分離主義意識的關鍵抓手。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當局所謂的教育改革總體上以“去中國化”為主線，李登輝本人更是“去中國化”教育的始作俑者，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蔡英文及賴清德均是“去中國化”教育的衣缽繼承者和頑固奉行者，不斷地變本加厲推行“去中國化”教育。“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社會造成諸多危害，其中之一表現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陷入認知誤區。而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與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密切相關，促進台灣同胞形成正確的身份認同，是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基礎。為此，有必要對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進行深入且細緻的探討。

　　本研究聚焦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分析其整體分佈特徵、變遷趨勢和主要差異，探討其主要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採用台灣 “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1992年（第二期第三次）、1998年（第三期第四次）、2003年（第四期第四次）、2013年（第六期第四次）以及2023年（第八期第四次）五波數據，以台灣1997年開始實施的“去中國化”教育為基準，將研究對象劃分為是否接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兩個世代，重點考察“族群背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岸交流頻次”等與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關聯及其世代差異，剖析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構成邏輯與形成機制，為相關研究及政策探討提供實證依據。

　　二、台灣 “去中國化”教育的歷史演進

　　台灣 “去中國化”教育始於1997年，李登輝當局推出宣揚“台灣本土意識”的《認識台灣》系列教材，正式開啟“去中國化”教育的推進歷程。1999年實施的“88課綱”，首次將台灣史作為獨立單元（彼時仍附屬中國史範疇），形成“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格局。陳水扁上臺後，延續了李登輝以“台獨”為導向的教育政策，於2006年推行“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中國史被壓縮並納入東亞史範疇。陳水扁當局2008年1月發佈並計劃於2009年實施的“98課綱”延續“95暫綱”的基本框架，以“同心圓史觀”建構有別於中國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與大陸在歷史敘事上的割裂態勢。

　　蔡英文上臺後，於2018年強行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在教育理念與課程設置上進行根本性改變。以“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標，以所謂“全球視野”置於中華文化認同之上，在刻意建構的“國家認同”話語體系中，形塑排他性的“族群認同”成為構建“台灣身份認同”的重要內容之一①。在歷史教育領域，以主題式教學取代傳統編年體鋪陳，將“中國史”碎片化地嵌入“東亞史”，重構“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歷史教育體系。這種體系重構，不僅破壞了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完整性，更是在潛移默化中淡化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試圖將台灣從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剝離出來，營造出一種“台灣歷史獨立於中國歷史”的虛假認知。語文教育領域同樣未能倖免，“新課綱”強推“刪減文言文”和“推薦本土古文”，高中語文教材大幅縮減經典古文篇幅，如《岳陽樓記》《廉恥》等推薦選文從30篇刪減至15篇，其道德教化功能被嚴重弱化。教材中出現“台灣地位未定論”等荒謬內容，此種言論違背歷史事實和國際法準則，旨在強化“台灣獨立”的歷史敘事。這種錯誤史觀的灌輸，不僅損害了台灣學生的歷史素養和民族情感，更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025年，在賴清德直接授意下，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推出13篇“識讀中國威脅”的補充教材，內容涵蓋“識讀中國”“國家認同”、媒體識讀等多個方面，其核心意圖在於通過歪曲事實、編造謊言，將中國大陸描繪成所謂的“威脅”，讓台灣青年在潛移默化中對中國大陸產生誤解和隔閡。台灣當局以意識形態為驅動，罔顧歷史真相與教育本質的行徑，不僅嚴重侵蝕了台灣的教育生態，剝奪了青年一代接受正確歷史文化教育的權利，更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②。台灣教育改革三十餘年，長期扭曲教育本質、篡改歷史真相，系統性、有目的地塑造台灣年輕世代的“台灣主體性”意識，逐步消解其對祖國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與民族歸屬感，致使台灣青年群體出現“國家認同”混亂與身份認同困境，造成中華文化根基的斷裂和民族情感的疏離。

　　自1997年“去中國化”教育推行以來，其對台灣青年群體產生了長久且持續的效應。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價值觀與身份認同形成的關鍵階段③，這一時期所接受的教育內容，將直接內化為個體對民族、歷史文化與國家歸屬的基本認知。若以1997年正處於初中教育階段的群體為觀察起點，可推算其出生年份約為1985年前後。依據台灣當局“內政部”的統計數據，1985年至2019年台灣纍計出生人口數為903萬人，也就是受“去中國化”教育直接影響的人口規模總量。這一龐大群體在價值觀塑造與身份認同建構的關鍵時期，長期接受系統性、導向性的教育灌輸，其文化認知、民族認同與國家觀念均受到深刻形塑，進而對兩岸關係發展與社會價值變遷產生長期影響，其深層社會效應與歷史意涵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特徵及差異

　　身份認同是某個族群民族主義起源的反映和人們對自身身份的辨別與定位④，主要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是誰，歸屬於哪個群體對象的認同程度，而這樣的群體可能是社區、團體、族群、民族、國家等⑤。“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兼有地域層面的身份與國家層面的身份，常被視作闡釋台灣民眾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的關鍵變量，涵蓋血緣親緣、歷史文化、政治歸屬、共同生活經驗與生命共同體等多種意涵，是一個融合了情感、認知與行為傾向的綜合性概念，也屬一個比較特殊的身份認同概念。

　　（一）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變遷趨勢

　　首先，本研究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整體分佈狀況進行描述分析，系統呈現身份認同結構的基本特徵與變遷趨勢。為系統考察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長期變遷，本研究結合TSCS數據資料與“計劃執行報告”，觀察並分析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具體分佈情形及跨時期變化趨勢（圖1）。

　　［圖1：台灣民眾身份認同變化趨勢（1992-2023）］

　　1992 年的數據顯示，自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之雙重認同的民眾占比最高為49.7%，自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接近，分別為23.7% 與23.4%。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台灣民眾的認同觀以雙重認同為主導，整體仍帶有較為明顯的“中國認同”成分。至1998 年，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出現初步轉變：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上升至40.6%，雙重認同略下降至46.4%，“中國人”的比例則明顯下降至10.6%。“台灣認同”開始逐步擴張，而傳統“中國認同”呈現弱化態勢，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結構開始向“台灣認同”傾斜。至2003 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大幅上升至59.9%，首次成為台灣社會主流意識中的最大群體；相對地，雙重認同進一步下降至30.0%，“中國人”的比例持續降低至9.0%。表明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結構已完成階段性轉型，“台灣認同”正式成為主導性認同，而“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則處於次要地位。2013年的數據顯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達到相對最高點，接近四分之三（73.7%）；雙重認同的比例下降至24.2%，不足總樣本的四分之一，“中國人”的比例則滑落至1.1%，反映此一階段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已趨於穩定，“台灣認同”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而“中國認同”則持續弱化。202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略有回落至65.6%，雙重認同比例則有所回升至32.1%，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則進一步降至冰點（0.9%）。整體而言，近三十年來，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呈現出明顯變遷趨勢：“台灣認同”比例快速大幅上升，“中國認同”的比例持續穩步下降，而雙重認同則呈現“先降後升”的波動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2013年，202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認同”回落、雙重認同回升的階段性變化，表明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除受到長期結構性因素（如教育改革、社會變遷）的影響外，仍可能受到特定時期社會政治情境、兩岸互動氛圍等因素影響，進而呈現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動。有學者指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可以理解為“本質性認同”與“建構性認同”兩個維度⑥，其中，本質性認同是指個體透過主觀認知、理性理解、客觀實證與外部灌輸，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從而形成公民意識的過程；而建構性認同則強調身份角色的被賦予性，其形成會伴隨利益訴求與環境變遷而改變。與本質性認同的形成路徑不同，建構性認同更傾向於從政治認同動員出相應的文化認同。上述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雖受到建構性認同的影響，但隨著兩岸經貿合作與文教交流的深化，可能成為推動部分台灣民眾從“台灣認同”轉向“雙重認同”的重要契機。


　　（二）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主要構成因素

　　為檢驗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差異，本研究選取性別、教育程度、年齡世代、族群背景以及兩岸交流頻次作為主要變量，採用交叉分析與卡方檢驗（χ²檢驗）驗證以上因素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聯（表1）。

　　［表1：世代、族群與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身份認同之差異（N=1457）］

　　首先，從個體基本情況來看，在性別方面，不同性別的台灣民眾在身份認同分佈上存在顯著差異（χ²=6.066，p<.05**）。女性群體中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為68%，顯著高於男性群體的62.2%；相對地，男性群體中持“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比例為37.0%，高於女性群體的31.0%。女性相較於男性更傾向於“台灣認同”，而男性則較可能形成雙重認同立場。在教育程度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台灣民眾在身份認同上亦存在顯著差異（χ²＝25.38，p<.001***）。相較於小學及以下群體，高中職、大學及以上群體的“台灣認同”和雙重認同的比例顯著更高。大致來看，台灣民眾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傾向“台灣認同”或雙重認同。從世代來看，若以年齡跨度每10年為基準劃分世代後，不同世代的台灣民眾在身份認同結構上存在顯著分化（χ²＝43.88，p<.001***）。18-29歲與30-39歲群體中，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群體（78.5%和76.8%）；對於年輕世代來說，已有相當比例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相較之下，40-49歲至60-69歲群體中，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群體，約為37.6%-40.6%。70歲及以上群體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最高為37.6%。整體而言，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世代差異。

　　其次，在身份認同的主要構成要素方面。關於族群背景，本研究樣本大多為閩南人群體（約占總樣本的77.7%），這與台灣族群分佈比例（約占台灣總人口數的77.9%）大致相似，顯示該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另因台灣少數民族及其他群體所占比例較低（不足6%），因而本文僅考量台灣主要的三大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身份認同之差異。結果顯示：不同族群之間的身份認同存在顯著差異（χ²＝99.41，p<.001***）。兩兩比較分析發現，外省族群在身份認同上顯著區別於閩南與客家族群，而閩南與客家族群的身份認同則相對接近，未呈現顯著差異。閩南族群和客家族群中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分別為70.2%和62.4%，“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分別為29.2%和36.6%。外省族群則呈現不同分佈，其中，自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最高為68.2%。此外，在兩岸交流方面，身份認同亦呈現顯著差異（χ²＝54.32，p<.001***）。從分佈來看，從未來過大陸者中“台灣人”認同比例最高（72.6%），而兩岸交流達10次以上者，其雙重認同比例相對最高為54%，兩岸民眾的社會接觸可能與認同結構存在關聯。

　　四、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影響機制與“去中國化”教育的世代效應

　　儘管年齡常被視為分析政治態度與身份認同差異的重要指標，但本研究並未僅以生理年齡作為世代劃分依據，而是進一步引入“教改世代”這一概念，以期更準確地捕捉制度化教育經驗對身份認同形成的長期影響。具體以1997年“去中國化”教育的實施為基準，以個體出生時間是否橫跨1985年為分界，將樣本區分為是否受到“去中國化”教育影響的兩個世代。以“教改世代”指稱在不同教育制度與教育政策背景下，完成其關鍵教育社會化階段的台灣民眾。研究設計不僅有助於緩解年齡與世代效應混淆的問題，更能直接回應身份認同研究領域的教育制度與認同重構的理論爭論。

　　本研究進一步考察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主要影響因素，以及這種影響是否受到世代的調節作用。首先，關注族群背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兩岸交流經驗等對身份認同的整體影響（主效應）。其次，探討主要因素對於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否受到不同世代的調節作用（條件效應）。由於本研究樣本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小於1%，因此，我們將“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的樣本進行合併，採用二元邏輯斯回歸的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構建四個統計分析模型，以逐步揭示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影響機制。模型1作為基準模型，僅納入性別、教育程度、世代、族群、民族共同體意識及兩岸交流頻次等，用以檢驗主要變量對身份認同的直接影響。模型2至模型4以“教改世代”作為關鍵分組變量，分別與族群、民族共同體意識及兩岸交流頻次構建交互作用項（interactive model），以檢驗上述因素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否因不同世代而有所差異。具體而言，模型2加入“教改世代×族群”交互項，檢驗族群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在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模型3加入“教改世代×民族共同體意識”交互項，分析民族共同體意識對身份認同的作用在不同世代的差異。最後，模型4加入“教改世代×兩岸交流頻次”交互項，檢驗兩岸交流經驗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在不同世代的差異。各模型的估計結果詳見表2。

　　［表2：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二元邏輯斯回歸（N=1457）］

　　模型1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和教育程度後，台灣民眾的族群背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兩岸交流經驗均對身份認同產生顯著影響。相較於客家人，外省人更傾向於“中國認同”，而閩南人與客家人的身份認同無顯著差異；台灣民眾的民族共同體意識越高，其形成“中國認同”的概率顯著提高；台灣民眾參與兩岸交流越頻繁，其“中國認同”的概率也越高。同時，教改世代變量呈現顯著負向影響，相較於年長世代，經歷教改的年輕世代“中國認同”的概率顯著較低，反映出不同教育制度背景下的社會化經驗，在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教改世代與族群背景的交互項，以檢驗族群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否因世代而有所不同。結果顯示，世代與族群背景的交互項未達到顯著水平，表明族群背景對身份認同的影響並未因世代而產生顯著差異（p=.714）。在模型3中，進一步納入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教改世代的交互項，檢驗民族共同體意識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否因世代而有差異。結果顯示，教改世代對民族共同體意識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具有顯著調節作用（β=-1.159，p=.000***，OR=0.314）。具體而言，相較於年長世代，年輕世代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中國認同”的正向影響顯著減弱。換言之，教改世代是調節民族共同體意識影響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教育制度轉型可能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社會化路徑產生深刻影響。模型4接著納入兩岸交流頻次與教改世代的交互項，檢驗兩岸交流經驗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否因世代而不同。結果顯示，兩岸交流經驗對“中國認同”的影響存在顯著的世代差異（β=0.756，p=.004**，OR=2.13）。相較於年長世代，兩岸交流程度對年輕世代“中國認同”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也就是說，兩岸交流經驗對台灣民眾“中國認同”的影響效應，受到教育改革實施前後所帶來的世代差異的調節，在不同世代群體中，兩岸交流對認同觀的促進效應呈現明顯分化。

　　五、結論與展望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發生了顯著變遷，“台灣人”認同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且長期佔據台灣社會的主流地位；“中國人”認同則持續下滑，逐漸趨於邊緣化。此外，“雙重認同”成為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特殊表現形態，秉持“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知的民眾持續佔據相當比例，並在階段性滑落後呈現出一定的回升態勢，表明部分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觀念已發生微妙轉變，即在原有“台灣人”認同的基礎上，逐步接納並認同“中國人”身份。正如陳孔立⑦曾指出“台灣人”認同本身屬正常的地域認同範疇，並不完全等同於特定的政治態度；“認同台灣”與“認同中國”並不一定互相對立，雙重認同意味著可以先認同台灣，進而認同中國，將“台灣人”認同作為雙重認同的基礎，這可能成為台灣民眾身份認同構建的第三條路徑。

　　本研究最主要的關切是，探討族群、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岸交流經驗及世代對於身份認同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民進黨當局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是導致台灣青年身份認同偏移的制度性因素，而族群傳承、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岸交流經驗共同作用於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形成機制發揮了重要的調節效應：其一，相較於年長世代，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年輕世代的“中國認同”的正向影響顯著弱化，這種弱化趨勢與年輕世代長期接受的“去中國化”教育導向存在高度關聯性；其二，相較於年長世代，兩岸交流經驗對年輕世代“中國認同”的正向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這一差異凸顯了兩岸交流實踐在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形成中的重要意義。上述研究發現充分說明，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結構的塑造與強化，與教育制度的價值導向和內容設置密切相關。民進黨當局長期以“去中國化”教育為手段，通過刻意構建“台灣主體性”的話語敘事體系，刻意割裂台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結、文化紐帶與民族根基，導致台灣社會年輕世代“中國認同”的普遍弱化與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年輕世代普遍陷入身份認同誤區的挑戰下，本研究同時發現，兩岸交流作為一種重要的實踐契機，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關鍵的機會窗口，成為促進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青年形成正確身份認同的有效路徑。常態化、深層次的兩岸交流能夠有效拓寬台灣青年的認知視野，促進對大陸歷史文化、發展現狀的全面瞭解，進而逐步提升對祖國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強化兩岸同胞之間的情感聯結、認知共識與心靈契合，為化解身份認同分歧、凝聚民族共識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為逐步消解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有效破解台灣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困境，推動兩岸同胞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台灣長治久安注入持久動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深入推進兩岸青年交流，破除民進黨當局編織的“信息繭房”。202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馬英九一行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兩岸青年好，兩岸未來才會好；兩岸青年要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共創中華民族綿長福祉，續寫中華民族歷史新輝煌”⑧。兩岸青年承載著兩岸關係的未來，肩負著傳承民族文脈、推進國家統一的時代重任。要以深化兩岸青年交流為重要抓手，著力破除島內人為製造的“信息繭房”，引導兩岸青年回溯共同歷史、賡續中華文脈，與厚重的傳統中國概念重新聯結、深度認同，牢固樹立正確的歷史認知與民族記憶。堅決有效破除 “去中國化” 教育帶來的認知扭曲與歷史割裂，讓兩岸青年在心靈契合中攜手同心，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注入持久青春動能。

　　第二，大力推動兩岸青年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夯實台灣同胞正確認同的文化根基。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民族認同感與歸屬感。針對島內“去中國化”教育造成的歷史認知扭曲、文化認同割裂等問題，應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凝心鑄魂的重要作用，以文化交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通過推動兩岸青年共同學習中華歷史、感悟中華文化、傳承民族精神，幫助台灣青年擺脫錯誤教育與信息壁壘的誤導，重新建立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正確認知與深厚情感，不斷夯實兩岸心靈契合的文化根基，以文化認同凝聚民族復興的青春力量。

　　第三，進一步明確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關鍵角色，增強台灣同胞的參與感、使命感和榮譽感，並由此進一步鑄牢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共享中華文化，這是兩岸間的最大公約數，更是維繫民族情感、凝聚人心、推動國家統一的堅實基礎。大陸應為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青年，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舞臺與更加有力的支持保障，拓寬其就業、創業、求學、生活的發展空間，讓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大有可為、大有作為。在此過程中自然而然增進台灣同胞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引導其被誤導的身份認同回到本來狀態，真正從心底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自覺投身到推進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事業之中。

　　基金項目：本文係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青年國家認同的影響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5YJCGAT00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丁晶晶：《70多年來台灣教科書政治話語體系的轉捩》，《台灣研究》，2023年第6期，第77-88頁。

　　②郭宇菲：台灣當局推行“文化台獨”的新動向、基本特徵及危害性剖析，《中國評論》，2025年第4期，第76-82頁。

　　③陳志英、李婕、陳順森：《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增進中華文化認同的實踐探索》，《中國評論》，2024年第10期，第4-8頁。

　　④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⑤許志嘉：《認同轉變：兩岸關係的結與解》，《東亞研究》，2009年第41卷第1期，第39-74頁。

　　⑥劉祐廷：《兩岸交流與台灣人民身分認同發展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4年。

　　⑦陳孔立：《從“台灣人認同”到雙重認同》，《台灣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第1-7頁。

　　⑧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馬英九一行重要講話引發在渝台胞熱烈反響》，2024年4月22日，https://www.gwytb.gov.cn/local/202404/t20240422_12615034.htm。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4月號，總第340期，P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