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5日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副教授王笑非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發表專文《國家認同驅動下的港澳青年北上就業趨勢與挑戰》，作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向“心聯通”深化，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是這一進程的關鍵環節，其北上就業決策邏輯正經歷從物質激勵到價值認同的深刻轉向。
本研究系統分析國家認同對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影響機制，提出國家認同已從抽象情感轉化為具體就業決策變量，通過制度認同、發展認同、文化認同與國民身份認同等多重路徑，推動港澳青年北上就業邏輯從生存轉向發展。
研究發現，國家認同向實際就業行為轉化面臨“高認同、不北上”與“低認同、卻北上”的雙重困境，其根源在於社會隔閡、制度成本、政策感知落差與信息不對稱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
本研究突破傳統視角，提出構建以“就業獲得感”與“職業發展”為核心的就業導向型國家認同提升體系，將國家認同建構嵌入青年北上就業全週期，為實現大灣區“人心回歸”與“人才匯聚”的有機統一提供理論路徑與實踐參考。文章內容如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宏偉工程，更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關鍵要素。隨著大灣區建設步入深水區，區域整合的邏輯正經歷著從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向身份認同“心聯通”的深刻轉向。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港澳青年是最具活力與潛力的群體，其“北上”就業不僅是勞動力要素的跨界流動，更是一場深刻的個體生命歷程與國家發展大局的雙向融合。①如何從心理層面促使港澳青年建立對國家的正確認知，樹立粵港澳大灣區人的觀念，已成為實現區域高質量融合發展的核心議題。
在過去的政策實踐與學術討論中，引導港澳青年北上多聚焦於經濟激勵和國民待遇供給。②③④然而，單純的物質吸引往往面臨政策邊際效應遞減的瓶頸，難以完全消解跨制度流動帶來的焦慮。⑤近年來，國家認同在就業決策中的權重顯著上升，逐漸從一種抽象的情感話語轉化為具體的決策變量。高水平的國家認同不僅能作為制度的緩衝器，顯著降低青年在面對內地職場文化和社會差異時的感知風險，更作為內生動力，驅動青年從生計驅動型就業轉向主動的追夢式就業，將個人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個體價值與國家命脈的共振。通過將國家認同的建構深度嵌入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全生命週期，可推動國家認同從情感到實踐的跨越，從而為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人心回歸與人才匯聚的有機統一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路徑。
一、國家認同對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調節效應
在當前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呈現明顯變化，即認同感已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理念，它在港澳青年的職業生涯規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推動其北上就業的重要決策變量。與此同時，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也在北上就業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這在高學歷群體中表現尤為明顯。
（一）國家認同成為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重要決策變量
長期以來，跨制度就業被視為一種高風險行為。⑥國家認同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調節作用。傅承哲等學者基於HKPSSD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高認同度能顯著降低個體對內地法治環境、社會保障等差異的感知風險，顯著促進其跨境就業決策的制定。⑦《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報告顯示，香港青年對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認同度從2021年的約35%激增至2023年的67%，實現近乎翻倍的增長。⑧這種心理層面的積極轉向顯著促進了意願向行為的轉化：《2024年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調研報告》發現，82.2%的受訪青年對內地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且已有58.2%的青年受訪者北上求職或實習。⑨這標誌著國家認同已從港澳青年情感層面的表達轉變為職業選擇中的重要決策變量，完成了從心理預期到行為落實的轉化。
（二）國家認同促進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價值升維”效應
國家認同的深化正在深刻重塑港澳青年的就業決策行為。研究指出，青年北上的動機已發生“價值升維”，從生計驅動轉向價值實現。⑩調查數據顯示，港澳青年北上最看重的因素已不再是單純的薪酬差異，而是“事業機會”（84.1%）和“市場規模”（84.0%）。⑪這種轉變本質上是個體價值與國家戰略的對標，青年最關注的行業（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金融科技）與國家在大灣區佈局的國際科創中心定位高度吻合。就業已不僅是一種謀生手段，更成為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這種國家所需、港澳所長、個人所向的需求共振，標誌著國家認同已具象化為港澳青年職業規劃與國家戰略佈局的深度融合。
（三）高學歷群體北上就業實踐對國家認同的深化效應
高學歷青年已成為國家認同驅動北上就業的先行者。數據顯示，北上就業者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比高達70.6%，該群體普遍理性預期能力強、國際視野廣，不僅是政策紅利的受益者，也正成為國家發展敘事的傳播者。⑫同時，北上就業經歷構成了國家認同深化的關鍵場域，能夠反向塑造國家認同，形成“行動.認同”閉環。香港工聯會（2024）調查表明，93%參與內地就業計劃的青年認為其國民身份認同因該經歷而提升，68%認為此舉拓展了人際網絡。整體來看，僅19.4%的受訪者比兩年前更願意赴大灣區發展，但在已有內地工作經驗的青年中，該比例躍升至64.6%，反映出真實經歷對長期發展意願的顯著促進作用。就業結構上，創新科技、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是超40%青年的共同選擇，新媒體（19.7%）與創意產業（16.3%）也備受青睞。⑬當前，港澳青年北上的職業軌跡正經歷從“候鳥式”的短期流動向“在地扎根”的長期模式演進。對參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青年而言，基於真實職業與生活體驗所建立的認同與歸屬，比單向宣教更堅韌、更具生命力，標誌著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正於日常實踐中落地生根。
二、國家認同向港澳青年就業決策轉化的多維路徑
國家認同並非停留在口號層面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一系列心理調節與價值評估機制，深刻影響著港澳青年的職業選擇。這種影響具體表現為制度認同、發展認同、文化認同與國民身份認同四條關鍵路徑，四者協同作用，共同推動港澳青年北上就業、融入內地發展格局。
（一）制度認同
制度認同為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提供了根本的“安全底色”與信心。跨越制度邊界的就業行為往往伴隨著法律差異、政策不確定性等風險感知。⑭研究表明，制度認同能夠顯著緩解制度差異帶來的風險感知，⑮即當青年對“一國兩制”的頂層設計及內地的法治實踐產生深度信任時，他們會將制度差異從需要規避的風險，轉化為可以理解並遵循的特徵。這種信任感能顯著降低其對營商環境、社保體系等“異質性風險”的擔憂，將原本因不確定而產生的阻力，轉化為敢於嘗試和探索的動力。因此，制度認同的核心功能是提供心理安全保障與行為合法性，使港澳青年在跨越制度邊界北上就業時，具備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與適應彈性。
（二）發展認同
發展認同重塑了青年評估職業機會的“價值天平”，驅動其決策邏輯從短期生計驅動轉向長期個人價值實現。傳統的跨境就業決策常受薪資差等經濟理性驅動，而發展認同則引導青年將個人職業軌跡與國家發展戰略（如“十四五”規劃、大灣區建設）進行深度綁定。李沐純等學者所言“國家發展我發展”的邏輯，意味著港澳青年開始用“增值型”而非“生存型”標準來評估就業機會。⑯實證研究發現，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核心驅動要素已非單純高薪，而是內地廣闊的產業腹地（84.1%）與巨大的市場規模（84.0%）。這種認同的本質是對國家發展紅利的信心投票。青年們敏銳地將個人專業方向（如AI、生物醫藥、金融科技）對準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定位，實現在國家所需、港澳所長與個人發展之間的有機結合。因此，發展認同的作用是重塑職業價值觀，將國家機遇內化為個人發展的核心驅動因素。
（三）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降低跨境流動心理障礙、促進社會融入的關鍵要素。一項實證研究發現，文化適應性在國家認同與就業意願間扮演核心中介角色。⑰基於地緣、血緣相連的嶺南文化底蘊，為港澳青年提供了親切的情感紐帶，能有效緩解北上青年的異鄉人心態和初期融入焦慮。當青年通過語言（普通話與粵方言的互通）、生活習慣（相近的飲食與節慶）及共同的媒介文化體驗產生親近感時，其北上就業的心理成本與孤獨感將大幅降低。《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發現，那些認為“兩地文化差異比想像中小”的青年人，不僅北上意願更強，且工作穩定性與滿意度也更高。因此，文化認同為北上青年提供了有效的情感慰藉與社會支持，將跨越邊界的職業生活從文化衝擊轉化為文化回歸與文化融合的過程。
（四）國民身份認同
國民身份認同為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提供了主人翁式的行為合法性與強大的內生驅動力。隨著港澳居民居住證制度等一系列“國民待遇”政策的落實，身份認同從抽象的政治符號，轉化為具象的權益保障、社會參與資格與心理歸屬。學界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人”概念，正是這種認同的行動體現。⑱當青年在心理上完成從港澳居民到國家建設者的身份轉換後，會產生強烈的身份一致性需求，即個人的職業選擇應與新的身份角色相匹配。這一心理訴求推動其北上就業超越單純的空間遷徙意涵，向著內在價值回歸持續演進。港澳青年在內地工作中獲得的尊嚴感、參與感和使命感，皆源於“作為國家一分子在貢獻力量”的自我認知。因此，國民身份認同的最終作用是實現從被動流動者到主動建設者的轉變，賦予職業選擇超越經濟層面的深層意義。
制度認同、發展認同、文化認同與國民身份認同並非彼此孤立的影響因素，而是構成一個層層遞進、相互嵌套的有機整體。制度認同奠定了基礎的心理安全底色，消解跨境就業的風險顧慮；發展認同在此基礎上重塑職業價值取向，將個人前途與國家戰略深度綁定；文化認同則從情感層面彌合了兩地差異，降低港澳青年社會融入的心理門檻；國民身份認同最終完成從外部驅動到內生動力的昇華，賦予職業選擇以超越經濟利益的價值意義。四者相互作用，推動港澳青年將北上就業從被動的現實抉擇，逐步轉化為主動的身份認同實踐。
三、國家認同推動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核心瓶頸
上述多維認同框架為港澳青年提供了北上就業的驅動力，但受限於地緣政治餘波、制度異質性摩擦以及信息反饋機制滯後等因素影響，國家認同向就業行動的轉化存在明顯的損耗與折扣，成為阻礙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核心瓶頸。宏觀數據顯示，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感正穩步提升，但當情感認同轉化為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就業的具體行動時，可能由於傳導障礙的存在而呈現“知行脫鉤”的困境。這一困境的根源並非青年缺乏北上意願，而在於國家認同在轉化為具體就業決策的過程中，受到現實條件與結構性障礙約束，其驅動效能被削弱，並具體表現為兩種看似相悖、實則同源的行為模式，共同構成了港澳青年北上就業進程中亟待剖析的深刻矛盾。
一是“高認同，不北上”。這部分青年在情感與政治層面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卻未能將北上就業納入切實的職業選項，其行動被多重現實所阻礙。首先，專業資格壁壘、社會保障銜接不暢及家庭照料責任等約束，構成了難以克服的客觀障礙，使得港澳青年深厚的國家認同感，在面對這些具體的制度與生活成本時，難以轉化為推動其北上的實際動力。其次，即便在專業資質、社保銜接等硬約束已通過區域試點或專項計劃（如“灣區社保通”“職業資格互認清單”）得到緩解的領域，港澳青年對內地職場規則（如高強度競爭、非線性的晉升邏輯）缺乏確定性預期，也可能催生強烈的避險情緒與理性觀望的心態，極大地對沖了國家認同原本應有的價值感召力。特別是對於已在港澳擁有可觀職業發展前景的青年精英而言，北上就業意味著暫時放棄確定的現有收益和不可預知的職業風險。在經濟理性的驅使下，強烈的國家認同可能僅為一種情感，而非足以扭轉其行為的決定性變量。這表明，國家認同是驅動跨境就業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若缺乏相應的機會通道、風險緩衝與價值補償機制，國家認同便會在現實制度困境的約束下，難以轉化為就業實踐。
二是“低認同，卻北上”。與前者相反，另一部分青年的北上決策則主要由經濟理性驅動，其北上就業行為主要受到薪酬、職業前景和生活成本等現實因素影響，表現為一種基於成本—收益考量的策略性職業選擇行為，與國家認同之間缺乏實質性的情感關聯。這雖能帶來北上就業人員規模的短期擴張，卻潛藏著“融而不合”的諸多風險。首先，這部分北上的港澳青年職業穩定性以及對當地的歸屬感不足，長期發展意願相對較低，一旦經濟溢價消失或面臨發展逆境，其離粵返港（澳）傾向將顯著增加，導致前期的人才投入難以轉化為區域人力資本的實質性積纍。其次，由於情感紐帶與文化認同的雙重缺失，北上就業青年的社會融合多局限於工具性的淺層交往，難以真正嵌入當地的社會網絡。其在生活中遭遇的日常摩擦容易產生心理隔閡與社會距離，甚至演變為刻板印象與偏見。最後，尤需警惕的是，其個體體驗極易被賦予政治意涵。若其工作或生活遇挫，他們傾向於將挫折歸因於內地與港澳的制度差異，從而固化甚至強化原有的心理疏離，這種負面情緒經由社交網絡的傳播與發酵，極易形成逆向認同建構。這深刻說明，僅依靠物質激勵驅動但缺乏情感認同的融合具有不可持續性，它可能造就一批身在而心未至、僅基於工具理性流動的北上從業者。
綜上所述，“高認同，不北上”與“低認同，卻北上”共同構成了國家認同向就業行動轉化的“知行脫鉤”矛盾。前者反映了國家認同被現實制度部分約束而難以轉換為就業實踐，後者則揭示了缺乏國家認同根基的北上就業行為所暗含的脆弱性風險。上述矛盾提醒我們，國家認同的構建與港澳青年北上就業並非單向驅動的平行進程，而是一個互為表裡、協同演進的整體。
四、國家認同與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知行脫鉤”面臨的多維挑戰
“高認同，不北上”與“低認同，卻北上”的脫鉤現象，其根源在於國家認同在向就業行動轉化的具體路徑中，遭遇了多重阻礙，這些阻礙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於社會互動、制度規則到政策傳播等多個層面，他們相互交織共同影響港澳青年的就業行為。
一是微觀層面的軟環境隔閡，直接侵蝕了港澳青年國家認同賴以生根的社會心理土壤。國家認同不僅是一種抽象情感，更需要在具體、高頻的社交與職業互動中得到確認與強化。⑲然而，三地職場文化與社會慣習的差異，構成了第一重感知屏障。內地企業中常見的加班氛圍以及倚重人情網絡的非正式規則，往往讓習慣於制度透明、重視工作生活平衡的港澳青年感到不適。與此同時，部分內地同事或公眾對港澳青年有意無意的特殊化看待，無論是視其為優待對象還是外來者，都在無形中削弱他們作為“大灣區建設者”的心理歸屬。這種日常互動中的疏離感，抵消了宏觀政策賦予他們的身份認同，使國家認同難以在真實人際交往中獲得有效的落腳點。對具備較高國家認同的港澳青年，內地常見的加班氛圍與人情網絡等非正式規則，加劇了其理性觀望心態，擔心難以適應。對國家認同較低的群體，這種文化差異則可能成為其強化自身過客身份的借口。更關鍵的是，部分內地同事對港澳青年特殊化的標簽，無形中妨礙了所有港澳青年形成作為大灣區建設者的共同歸屬感，導致政策建構的身份認同難以在日常生活中轉化為真切的情感體驗。
二是制度銜接不暢，顯著提高了跨境生活與發展的實際成本。在“一國兩制”與三法域的框架下，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專業資格互認等關鍵領域的對接，仍存在諸多模糊地帶與操作難點。⑳這些非個人所能輕易克服的制度性摩擦，構成了高昂且難以預測的交易成本。當青年在理性權衡北上選擇時，未來可能面臨的醫療報銷流程複雜、子女入學政策不明、專業資質不被承認等具體風險，會產生顯著的決策阻力，導致國家認同所蘊含的情感感召力在面對嚴峻的現實生存考量時，其決策權重被大幅降低。一次普通的職業流動，因此被放大為一項伴隨重大生活風險的慎重抉擇。其影響具有分化效應：對高認同者而言，這構成了難以逾越的客觀障礙，使其情感認同難以轉化為克服現實困難的行動力；對低認同者而言，這類制度成本往往更直接地構成其北上發展的現實約束，並在評估北上就業行為總體收益時，成為一個關鍵權衡因素。
三是政策供給與青年真實需求之間存在的感知差異，削弱了制度本應產生的激勵效果。中國正不斷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的支持政策體系，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已構建較為完整的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支持政策體系，但在政策執行末端仍存在效能衰減問題。其主要原因在於某些政策仍偏重普惠性宣示，與港澳青年迫切需要的高確定性、高精準度支持之間存在明顯差距，〔21〕例如針對性強的實習對接渠道與清晰的職業資格認證路徑仍顯不足。當青年普遍感到政策難以切實助力其專業成長與職業進階時，這些政策便難以轉化為增強國家認同的持久紐帶，甚至可能因預期落空而削弱其對政策執行力的信任，進而導致差異化的傳導效應：一方面，對懷有認同但心存顧慮的高認同群體而言，政策“難以落地”的感知會損耗其信任，從而阻斷從國家認同到北上就業行動的轉化路徑；另一方面，對低認同群體而言，政策則易被簡化為短期利益計算工具，其實際效用僅影響其臨時停留意願，無法推動深層次的身份認同轉變。總體來看，若政策無法提供可感的專業獲得感與發展支持，便難以在青年的職業發展中形成持續吸引力並強化其深層歸屬。
四是信息傳播失效與認知歸因偏差相互疊加，進一步加劇了誤解與融合障礙。在信息過載、渠道分化的傳播環境中，前述結構性挑戰常被失真的信息處理與歸因模式放大。一方面，權威政策與就業信息因傳播形式未能契合港澳青年的媒介使用習慣，且缺乏整合的一站式平台，導致信息難以有效觸達目標群體，形成信息傳播失效的困境；另一方面，當港澳青年在內地職場中遭遇挫折時，在信息不全與既有認知框架作用下，容易將技能錯配、溝通不暢等個人發展中的具體問題，簡單歸咎於宏觀的制度差異或文化距離。這種系統性的認知偏差危害顯著，不僅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還可能在社交圈層中不斷傳播、固化，最終演變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刻板印象與對立情緒。這一過程使得跨越制度與文化邊界的心理障礙持續纍積，粵港澳大灣區人心相通的深度融合變得愈發困難。
總體來看，上述四重挑戰相互嵌套、層層疊加，共同構成一套系統性的復合阻滯機制。微觀社會文化隔閡與中觀制度銜接成本主要抬高了北上就業的客觀行動門檻，直接抑制了高認同群體的北上就業意願，而政策感知差異與信息歸因錯誤則主要扭曲了決策的心理評估過程，助長了低認同群體的短期工具理性傾向。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當前知行脫鉤的複雜局面。
五、構建就業導向型國家認同提升體系的政策建議
針對前文揭示的“高認同，不北上”與“低認同，卻北上”雙重困境及其背後由軟環境隔閡、制度摩擦、政策感知差異、信息與歸因偏差所構成的結構性障礙，本章旨在超越傳統思路，提出構建以就業獲得感為核心、以專業發展為路徑的國家認同體系。其背後的核心邏輯，在於將宏觀的國家認同建構深度嵌入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全生命週期實踐之中，通過系統化、精準化的制度安排，為具有認同基礎但存在現實顧慮的青年群體疏通職業發展路徑、化解風險感知，增強其北上發展的決心與能力，同時為受經濟理性驅動而北上的青年群體創造國家認同生成的內在動力，促進其社會融入與情感聯結，引導其從短期流動轉向長期扎根，最終構建認同驅動實踐、實踐反哺認同的良性循環，實現個人發展與國家認同的同步深化。
（一）推動內地管理文化調適與港澳青年融入支持
為應對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社會文化適應壓力與認知偏見固化風險，應從單向宣教轉向雙向調適與社會化引導，築牢更具韌性的心理融合基礎。
首先，推動實施職場和社會文化雙向調適計劃。在職場層面，面向內地用人單位（尤其是國有企業與大型民營企業）的管理人員開展系統培訓，增強其對港澳職場慣例、溝通風格與職業價值觀的理解，倡導構建包容性強、規則明確的工作制度。同時，針對港澳青年開發職場引導課程，通過情景模擬提升其適應能力。在社會層面，同步面向內地公眾、社群及在校學生，通過媒體、社區與校園活動開展認知倡導，增進社會對港澳青年特質與文化背景的瞭解，從源頭減少因陌生感引發的疏離或標簽化傾向，營造歡迎、平等、尊重的整體社會氛圍。
其次，建立同輩敘事傳播機制。改變政策語言的生硬灌輸模式，著力支持一批已在灣區內地城市穩步發展的港澳青年，鼓勵他們通過視頻博客、社交媒體等渠道，分享真實的職業成長經歷，尤其不迴避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挫折及其應對方式。這種“身邊人”敘事更具親和力與說服力，有助於打破信息繭房，以可信經驗替代刻板印象。同時，積極資助與培育跨地域、跨行業的青年專業社群與志願團隊，圍繞科創、文化、公益等共同議題開展青年合作與交流。通過共同行動、創造與擔當，使“灣區人”的集體身份在具體的共同經驗中自然孕育。
最後，建立“融合導師”支持引導機制。在重點園區、高校及線上平台設立“融合導師”為遇到工作或人際困難的港澳青年提供及時、保密的諮詢，引導其聚焦具體情境、能力差距或溝通方式，而非簡單歸咎於抽象的制度或文化差異，從而阻斷負面體驗向政治偏見的轉化，降低反向認同風險。
（二）深化跨境支持系統，從“可辦”到“好辦”
為系統性降低港澳青年北上發展的制度與生活成本，需在現有“灣區社保通”“灣事通”等成果基礎上，推動服務從“有”到“優”的深度整合與體驗升級。
首先，推動“灣事通”平台從“服務集成”向“智能決策”升級。當前平台已集成多項服務，下一步應重點開發個性化、前瞻性的導航功能。例如，針對“港澳青年赴內地就業”場景，平台可自動串聯並引導辦理簽證、學歷認證、職業資格匹配、社保參保、租房、子女入學等一系列事項，提供全流程的定制化清單與進度跟蹤，真正實現一件事一次辦。
其次，推動職業資格互認從行業試點向體系化、標準化轉變。目前，儘管多個領域已實現職業資格互認，但申請流程、材料要求、審核週期仍存在不確定性和差異。建議由三地政府牽頭，共同編制並公開發佈覆蓋主要行業的粵港澳大灣區職業資格互認標準化流程，明確每一項資格互認的具體路徑、所需材料、受理機構、辦理時限和查詢渠道，設立統一的線上申請與進度查詢系統，最大限度消除信息模糊地帶。
最後，探索社會保障權益從跨境認可向深度融合的突破。目前的跨境認可主要解決了免於重復參保的問題。下一步可探索允許港澳居民將在粵工作期間的養老保險繳費年限，按規則折算計入其港澳的社保權益，或反之亦然，從而為計劃在灣區長期乃至終身發展的青年提供更堅實的長期保障，增強歸屬感。
（三）推動政策供給從普惠宣示到精準賦能的轉型
為消除政策感知與實效之間的落差，需推動政策工具從粗放漫灌轉向精準滴灌，直接回應青年職業發展的核心訴求。一是設立融入國家戰略的深度實踐項目。改變短期參訪形式，可聯動國家重大戰略平台、高水平科研機構與行業領軍企業，共同開設為期一年至三年的中長期“戰略型人才實踐項目”，選拔具備專業潛力的港澳青年，深度嵌入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綠色金融等領域的國家或區域重大項目中。通過讓其全程參與從研發到應用的實踐閉環，在解決真實問題、貢獻專業價值的過程中，使其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進程深度聯結，培育基於專業成就與戰略參與的身份認同。
二是構建基於數據的個性化政策匹配與主動服務體系。開發智能政策匹配引擎，青年輸入教育背景、專業資質與職業意向等關鍵信息，由系統自動生成定制化的政策支持方案，推動從“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轉變。
三是將港澳青年的意見深度納入政策制定與修訂的全過程。將港澳青年北上就業需求專項調查列為政策制定的必要前置環節，並建立常態化的青年政策觀察員機制，邀請港澳青年代表參與政策前期調研、制定諮詢與後期效果評估，確保政策始終貼近實際需求，並在執行中持續迭代完善。
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建設，正處於從情感認同向實踐認同轉化的關鍵階段。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不斷加速的背景下，國家認同不應停留為抽象的話語表述，而應轉化為可感知的專業支持、可信賴的制度保障與可期待的發展前景。本研究所倡導體系的根本目標，在於實現國家認同建構與青年個人發展的同頻共振，使得港澳青年對國家的高度認同，依託於灣區所提供的職業空間、發展機會、生活環境與制度支持，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北上發展的持續行動。同時，使其在北上歷程中獲得的每一次成長與體驗，不斷反哺並強化其國家認同與“大灣區人”的身份認同。唯有通過這種認同與實踐的相互促進，才能最終達成人心回歸與人才匯聚在大灣區的深層統一與良性循環。
基金項目：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25年度青年項目“數字經濟背景下北京青年就業穩定性測度、挑戰和政策響應”（項目編號：25BJ03055）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閻豫桂，2019，《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一流創新人才高地的思考》，《宏觀經濟管理》，第9期，第59－65頁。
②方木歡，2019，《粵港澳大灣區港澳青年創業的政策機制與優化路徑》，《青年探索》，第5期，第84－91頁。
③李沐純、盛澤萱，2021，《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的影響因素研究——基於創業菁英訪談的質性分析》，《特區經濟》，第6期，第84－88頁。
④Carter， J. L.， ＆ Wu， X. 2020. “An Examination of the Rational Model in Business Educ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for Curriculum Revision and Development Aimed at Improving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Potential，” Asian Journa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Vol. 16， No. 2， pp. 141－165.
⑤〔21〕陳鈾、吳偉東，2021，《港澳青年跨境就業創業政策研究——基於廣州、深圳、珠海的政策對比分析》，《青年探索》，第2期，第89－101頁。
⑥Lange， M.， Mcnamara， S.， ＆ Schmidt， P. 2025.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of Asylum Seekers in Europe：Recent Trends and Barrier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10.2139／ssrn.5134329.
⑦傅承哲、張吉星、霍偉東，2020，《香港青年內地發展政策與大灣區“融合發展”——基於HKPSSD數據的實證研究》，《公共行政評論》，第13卷第2期，第176－192頁。
⑧《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2024－1－18，https：／／mp.weixin.qq.com／s？biz＝MjM5MzExNTgyNg＝＝＆mid＝2654045126＆idx＝2＆sn＝1c53c8fd8b6ac014457aa45c9377d1db＆chksm＝bc7c2c9b50361a036f5744811da1e37725c17101a37574e3f8f4e95abc4d3bfc3af636868818＃rd。
⑨《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調研報告》，2024－7－24，https：／／mp.weixin.qq.com／s？＿＿biz＝MzI5MzQ5NTI4Mg＝＝＆mid＝2247555718＆idx＝3＆sn＝8fda22e097fb4d7b9e03df2e2344afa7＆chksm＝ede990c8a4346d26c902bc7ab2fabdb30b8d38a3f340d8bb0526b41e48b988155055228e742b＃rd。
⑩⑯李沐純、吳星南，2024，《港澳台青年創業就業對國家認同感提升的作用機理研究》，《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2期，第55－62頁。
⑪⑫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2021，《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就業競爭力研究報告》，香港青年協會。
⑬Hong Kong Guangdong Youth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roactive Think Tanks. 2020. Hong Kong Youth Employment and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Index 2020. Proactive Think Tanks. Available at：https：／／www.mhtt.com.hk／a／117118－cht.
⑭嚴椰銘，2019，《港澳青年在粵就業保障制度探析——以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為視角》，《特區實踐與理論》，第6期，第47－54頁。
⑮傅承哲、楊愛平，2018，《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心理融合機制》，《當代青年研究》，第6期，第118－123頁。
⑰杜潔莉、張躍、鄧志旺、肖世程，2024，《跨境港澳青年學生的文化適應、國家認同與就業意願——基於結構方程模型（SEM）的實證研究》，《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第69－80頁。
⑱涂敏霞、巫長林、孫慧，2021，《增強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實施機制研究》，《青年探索》，第3期，第99－112頁。
⑲傅承哲、莫庭陽、王譯笛，2023，《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作的國家認同提升機制——基於一項合作志願田野調查》，《廣東青年研究》，第37卷第1期，第129－140頁。
⑳陳廣漢，2025，《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協同治理體制與合作激勵機制探討》，《港澳研究》，第4期，第67－76＋95－96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6月號，總第342期，P11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