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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導彈發射畫面。（圖源：視頻截圖） |
中評社首爾7月8日電（記者 崔銀珍）美伊戰爭雖已轉入外交階段，但圍繞核不擴散後果的討論仍在韓國戰略界延續。多名韓國專家認為，這場以阻止伊朗擁核為主要名義的戰爭，短期內或許延緩了伊朗核計畫，卻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悖論：當核設施成為預防性打擊目標，核門檻狀態可能反而成為最不穩定的安全位置，棄核的政治門檻也隨之升高。
東亞研究院院長、首爾大學政治外交學系教授全在晟指出，伊朗戰爭顯示，核問題一旦從外交和制度管理重新滑向軍事選擇，其後果並不只是設施受損。核設施可以被摧毀或重創，但核開發所需的知識、組織、技術人員、產業基礎和政治意志，並不會隨設施受損而同步消失。相反，遭受攻擊的國家可能更強烈地把核武裝視為體制生存的最後保障。
這一判斷也解釋了韓國戰略界所說的“核門檻困境”。對尚未形成完整核威懾的國家而言，核門檻狀態既無法提供充分報復能力，又可能招致外部預防性打擊。換言之，完全棄核可能被視為暴露於外部威脅之下，而接近核武裝又會增加遭受軍事打擊的風險。這種中間狀態的不穩定，正是伊朗戰爭對潛在核開發國家釋放的複雜信號。
同一場戰爭也可能釋放出彼此相反的戰略信號。韓國媒體援引部分專家觀點指出，伊朗雖然未能跨過核門檻，卻仍通過導彈、無人機、代理勢力和霍爾木茲海峽施壓維持了非對稱威懾。這說明“沒有核武也能形成一定威懾”的伊朗模式同樣存在。可是，對已經自稱擁核的國家而言，經驗也可能被反向解讀：如果已經擁有核能力，就更缺乏放棄核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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