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大罷免潮”的政治邏輯及其後果分析 作者：姜秀敏（海口），海南大學教授、政治學學科負責人；陳麒（海口），海南大學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
【摘要】2025年台灣“大罷免潮”的爆發，標志著罷免制度從所謂的民主監督工具異化為政黨鬥爭武器。本文通過對這一現象的剖析，揭示“大罷免潮”的政治邏輯及社會主流民意，探討制度工具化如何導致民主異化，以及這種異化對台灣政治生態的具體影響。自2016年台灣罷免門檻大幅降低後，在政治極化的環境下，原本作為民主糾錯機制的罷免制度被政黨大規模工具化使用，形成“以罷制罷”的惡性循環，不僅偏離制度設計的初衷，更造成治理危機、政治不穩定和民主質量下降等嚴重後果，警示著民主制度的良性運行不僅需要合理的制度設計，更需要成熟的政治文化和使用規範。
2025年台灣“大罷免潮”作為民主制度異化的典型樣本，其政治邏輯、社會反應與後果值得深度剖析。罷免制度本為彌補代議制民主不足，讓選民監督問責民意代表，卻演變為政黨博弈的工具。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後，民進黨為扭轉“朝小野大”格局，以“割闌尾”“山除薇害”“港湖除銹”等話語發動全台性罷免行動，國民黨“以罷制罷”反擊，形成激烈博弈局面。當罷免制度被大規模、系統性用於政黨鬥爭，其民主功能能否發揮？“制度工具化”對民主政治又有何影響？此次“大罷免潮”，台灣多數民衆反感罷免工具化，這表明制度異化與政治博弈雖是表層邏輯，但社會價值取向與集體選擇才是決定罷免走向與後果的關鍵。既有研究多從政黨競爭或民粹主義視角解讀，缺乏對制度工具化和主流民意的系統分析。因此，本文采用歷史制度主義、政治社會學等多元理論，兼顧制度工具化、民主異化與主流民意三重維度，結合“大罷免潮”全過程實踐，揭示其政治邏輯及後果，為理解台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與轉型提供新理論視角。
一、理論框架：制度工具化與民主異化
（一）制度工具化：“價值”的分離與“工具”的極化
理性分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兩個維度，制度的創立運行正是雙重屬性的統一。價值理性關乎制度合法性基礎，即特定價值取向被社會主體認知與接納的程度；而工具理性則指向制度實效性，體現為解決問題的實際效能，二者在實踐場域中形成張力關係。若過度強調價值認同，制度陷入而不能解決現實困境的風險加大；若偏廢工具維度，則易陷入工具主義窠臼。因而，這種雙重屬性的辯證關係，既構成制度存續的內在邏輯，也形成實踐運行的現實約束。
當代政治實踐中，過度倚重工具理性導致制度設計初衷異化的現象屢見不鮮。所謂制度工具化，是指原本有明確功能與價值指向的制度，在行為主體主觀意圖下被重構為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偏離初始邏輯。置於政治學框架下審視，這種異化表現為政治行動者利用制度規則彈性，將制度轉化為攻擊對手、攫取權力或鞏固利益的工具。制度工具化的具體表現包括選舉操縱、立法機構的職能扭曲，以及司法體系的政治化，這些行為不僅動搖了制度本身的公信力根基，更導致公衆對民主機制產生信任危機，最終形成政治生態的惡性循環。
憲政民主框架下，罷免是直接民主的縱向問責制，任期未滿時以全民公投決定罷免與否。①選民直接意志是罷免的關鍵，無需違法事由，罷免案通過意味著解除被罷免人職務并開啓職位鬥爭。因而，罷免制度存在民意碎片化和被工具化操作風險。其工具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第一，目的異化，即從監督不稱職的民意代表轉變為打擊政治對手；第二，主體異化，即從公民自發行動轉變為政黨主導操作；第三，規模異化，即從個案式的糾錯機制轉變為大規模的政治清算。台灣2025年“大罷免潮”集中體現了這三重異化，使罷免制度徹底淪為政黨鬥爭的工具。
（二）民主異化：制度的“武器化”與權力的“泛濫化”
民主制度的衰變緣何而起？史蒂文·李維茲基與丹尼爾·齊布拉特在剖析威權主義選舉邏輯時揭示，現代民主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可能呈現出吊詭的自我解構屬性。經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者可能異化使用制度工具，逆向解構民主制度的約束力。他們巧妙合法地利用民主制度賦予的合法性資源，將司法機構“武器化”，重構政治游戲規則，逐步削弱民主實質。②這種悖謬政治現象暴露了現代民主的深層困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可能成為民主制度的“掘墓人”，這正是民主異化的極端表現。
所謂民主異化，指民主制度在運行過程中逐漸背離其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可追溯至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資產階級通常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③，揭示了代議制政體的內在矛盾，“異化”已成為分析現代政治困境的重要理論工具。民主的實現需複雜條件支撑，按照羅伯特·達爾的民主理論，民主建立在五個核心要素之上：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權、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權。④當這些要素因權力集中、資本干預或技術操控而被扭曲時，就會出現民主異化，導致政治信任流失與社會裂變，動搖民衆對民主的根本信心。現代民主政治異化的具體表徵，體現在公民參與自主性降低、過度強調投票導致程序正義對實質正義的壓制以及多數原則濫用引發暴政風險等三個維度。
（三）從制度工具化到民主異化的邏輯鏈條
從根源審視，憲政制度自誕生便潛藏制度工具化與民主異化風險。約翰·洛克曾揭示民主的脆弱性：立法權雖被賦予最高權威，實則受托於人民，“社群就此而言總是最高的權力”⑤。當立法權背離人民意志時，人民有權通過法定程序罷免權力主體，而司法機構與民意的銜接始終存在制度磨合難題；執政者一旦被罷免，必然面臨“建立一個新形式的政府”或者將權力交給舊政府裡“合適的新人”。⑥如何以自由、公開、公平的方式完成權力交接，成為影響民主存續的核心癥結。當民主淪為選票爭奪的劇場，人民雖名義持有主權，卻無人真正負責。因而，制度的不成熟為工具化與異化提供了可能。
制度工具化與民主異化實為政治精英功利性操作民主規則與民族主義情緒共同催生的政治病理。台灣民主制度設計雖包含彈劾權與罷免權兩種監督機制，但二者在理論根基與實踐效應上形成鮮明對照。彈劾權根植於權力制衡理論，屬監察機關司法權的正當行使，具有鮮明法治屬性，難以工具化。罷免權源於直接民主理論，本質是公民直接控制議員及官員的政治工具，更強調民意基礎性作用，但容易因門檻降低被惡意啓動，成為消耗資源、激化矛盾的工具。
當罷免制度被系統性工具化時，必然扭曲民主運行、流失民主價值，其過程如下：首先，政治極化下零和博弈使政黨將制度資源轉化為清算異己的工具。罷免權雖源自民衆意願，卻在政治精英操控下滑向族群對立。其次，工具化的成功案例產生示範效應，引發更大規模模仿和報復性使用。最後，當制度工具化成為常態時，民主實質被掏空，衹剩下程序外殼，從“人民的統治”異化為“精英的統治”。由此，民主陷入惡性循環，政治對立加劇，社會共識破裂，民衆政治冷漠蔓延，進一步削弱民主制度的根基。政黨惡鬥不僅使得政黨制度整合能力失靈，負面效應更是“溢出”到社會經濟領域，導致社會失序與治理危機。
二、台灣罷免制度的演變：從民主監督到政治工具
台灣罷免制度演變歷程揭示，其初衷在於強化民主監督，但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逐漸被濫用為政黨鬥爭的工具。2016年罷免門檻降低後，罷免案數量激增，多數淪為政治清算手段。這種演變不僅削弱了民主監督的實效，還加劇了社會分裂，使民衆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大幅下降。
（一）“修法”帶來罷免制度的重醒
台灣的罷免制度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但當時由於極高的門檻設置，罷免權基本處於休眠狀態。在所謂民主化後，罷免制度逐漸活化，但真正的轉折點是2016年11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正。這次“修法”將罷免案的提議門檻從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的2%降至1%，連署門檻從13%降至10%，最重要的是將通過門檻從“雙二一制”（投票率及同意票都在50%以上）改為同意票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即可，且徹底取消投票率限制。這大幅降低了罷免的難度，實質上完成了從“形式民主”到“工具民主”的轉型。
（二）罷免活動逐漸擴大化
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公民團體發起“割闌尾計畫”，試圖罷免被認為不稱職的立法委員。雖然這一行動最終因門檻過高而失敗，但它通過公民團體發起、網絡動員、街頭造勢等複合手段，將罷免從法律程序轉化為社會運動，推動了罷免制度的改革，也預示罷免作為政治工具的潛力。2020年6月，高雄市長韓國瑜成為新制度下第一個被成功罷免的直轄市長。93.9萬張票同意罷免，跨過了57.5萬票的門檻（有投票權民衆人數的1/4以上）。⑦這一案例的成功，既展現民進黨“全黨動員”的運作能力，也揭示制度設計中的致命缺陷：當罷免程序脫離實質審查，僅憑數量優勢即可顛覆政治格局，民主監督機制便異化為政治清算工具。
（三）罷免的常態化與工具化
韓國瑜罷免案後，台灣政治生態陷入“罷免—反罷免”的惡性循環。2021年，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台中市立委陳柏惟相繼被罷免成功。這些案例雖然各有其特殊背景，但都呈現出明顯的政黨色彩。原本應該是公民自發的監督行動，越來越多地變成政黨主導的政治鬥爭。所謂的“成功的罷免”案例都集中在特定的政治陣營。這種選擇性的罷免模式，反映出罷免制度已經從普遍適用的民主工具，轉變為特定政治力量打擊對手的武器。
當罷免不再基於客觀的不稱職標準，而是基於政治立場的差異時，其民主監督的本質就已經發生質變，罷免權從“民主監督”異化為“政治工具”。其結果不僅是官員更替的頻繁化，更是民衆對政治程序信任的崩塌。這種工具化使用最終導致民主制度陷入兩難：若放任權力濫用，法治與民意的雙重根基將被侵蝕；若過度限制制度功能，又可能剝奪公民參與政治的實質權利。
三、2025年台灣“大罷免潮”的現象分析
從2014年“割闌尾計畫”的理想主義嘗試，到2020年韓國瑜罷免案的歷史性突破，再到2021年王浩宇、陳柏惟等案的接續發生，罷免制度的工具化呈現出一種漸進但不可逆的發展態勢。如果說此前的罷免案例尚能在“民主監督”的名義下獲得一定正當性的話，那麼2025年爆發的“大罷免潮”則徹底撕下了這層面紗，深入剖析這場罷免風暴的具體面貌是認識其本質的基礎。
（一）“大罷免潮”的緣起與規模
台灣“大罷免潮”的爆發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與政治動因，其直接導火索是2024年底的“國防”預算爭議。民進黨當局提出的“國防”預算在台灣立法院遭到大幅删減，引發了執政黨的強烈反彈。這一事件迅速被民進黨轉化為政治鬥爭的契機，其發動大規模罷免行動的核心目標在於重構立法權力的分配格局。這次罷免潮在聯署階段涉及34名國民黨立委和15名民進黨立委，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果算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政黨立委，受影響的民意代表共計50人，占台灣立法院總席次的近一半。這種規模的政治清算行動，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尚屬首次，其本質是民進黨為鞏固執政地位而采取的極端手段。
（二）罷免運動的組織模式
表面上看，2025年的罷免行動都是由“公民團體”發起的。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所謂的“公民團體”與政黨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2025年新春團拜時就表示，罷免國民黨立委的團體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側翼，核心成員多有民進黨背景。這種“假公民之名，行政黨之實”的操作模式，反映出台灣政治的一個深層問題；公民社會與政黨政治之間界限的模糊。
（三）罷免理由的泛政治化
不同於早期罷免案中對具體失職行為的指控，2025年“大罷免潮”中提出的罷免理由更多是基於政治立場的差異，越來越泛政治化。從民進黨已發動的三輪罷免活動看，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在某個議題上的投票取向，都可能成為罷免的理由，實質是對國民黨兩岸政策不滿的政治宣洩。
這種泛政治化的罷免理由，實際上否定了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原則。在代議制下，民意代表應該根據自己的判斷和良知投票，而不是簡單地充當選民意見的傳聲筒。2018-2021年間台灣地區的選舉、罷免，涉及民生議題的重大決策，都引發了較高聲量的民粹主義。⑧這種操作模式導致民意代表喪失獨立判斷空間，淪為政黨意志的傳聲筒。當每次投票都可能觸發罷免時，代議制民主的理性決策機制將被民粹情緒取代，最終引發政治決策的短期化與情緒化。這種異化過程不僅削弱立法機構的制度功能，更使台灣政治陷入“否決政治”的泥潭，對民主根基造成根本性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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