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研究 作者：王偉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星（南京），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華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
【摘要】冷戰結束後迄今，中美雙方都曾對兩國關係的現狀或發展前景進行或積極或消極的定位。其中，積極定位都未真正落實，根本原因在於兩國間存在消極互信，即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將對己方不利，確信對方是己方的戰略威脅。美方感受到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國的“異質性崛起”，這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它與“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地緣政治、經貿衝突等結構性矛盾相交織，導致中美雙方很難就兩國關係的現狀與未來達成持久的積極定位。未來中美之間的消極互信可能加劇，相應地，雙方更有可能在兩國關係定位上達成消極“共識”。
中美關係現狀如何、本質上屬於何種關係、未來發展目標為何等問題，都是中美關係研究中的本體論問題。由於中美關係的高度複雜性，人們常常使用某個通俗易懂的詞彙或短語對其進行高度概括，亦即對中美關係進行定位。這種定位既可能是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定性描述，也可能是對其發展前景的預判或期許。梳理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發展史，我們發現中美雙方確曾多次對兩國關係進行過官方的、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定位。雙方雖對其中的某些定位達成過共識，但最終都歸於破裂，這充分顯示出中美關係之錯綜複雜，以及定位中美關係之難。本文梳理了冷戰後中美兩國對雙邊關係的定位歷史，包括每次定位的歷史背景和最終結果，探討造成不同結果的主要原因，旨在探索冷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規律，以此使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當前的中美關係，并為預判中美關係發展前景提供參考。
一、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定位變遷
（一）1997年：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89年6月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美國及其部分盟友發起針對中國的制裁，中美關係基調由此前的合作迅速惡化為對抗。1991年底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中美關係更加微妙，先後發生美方售台150架F-16戰鬥機、“銀河號”事件、李登輝訪美、1996年台海危機等惡性事件。在此期間，“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先後登場，引發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大辯論。辯論的結果是，支持對華接觸的聲音變強，主張遏制中國的聲音變弱。這個辯論結果對當時的克林頓政府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華接觸的基調得以確立。中方也希望維護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以利於繼續在國內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在此背景下，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在與美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宣示：“兩國元首決定，中美兩國通過增進合作，應對國際上的各種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雙方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該聲明還列舉了擬合作的多項具體領域。①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是冷戰後中美雙方首次對雙邊關係進行的定位，也是一個雙方有共識的定位。但前綴詞“共同致力於建立”表明，這個定位不是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客觀描述，而是對其發展前景的共同期許和努力方向。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雙方確實在努力推動雙邊關係朝著這個共同期許發展：高級別官員多次互訪，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回訪中國，并分別就生物武器、地雷濫用和南亞問題發表三個聯合聲明。他在上海的行程中就台灣問題做出“三不”表態，回應中國核心關切，事實上把這次訪問推向高潮。然而，美國內部關於對華接觸政策的共識仍是脆弱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帶有防範和威懾的成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政黨政治博弈的動態結果，因為執政的民主黨必須顧及共和黨和其他對華強硬派的訴求，這就導致對華接觸政策的脆弱性。此後，中美關係相繼遭到美國國會涉台決議、“李文和案”和“考克斯報告”的衝擊，尤其是1999年5月“炸館”事件，事實上打斷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努力進程。
（二）2001年：從戰略競爭關係到建設性合作關係
2001年初入主白宮的小布什總統在大選期間即多次表達對華不滿，明確反對“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他上任後把中國描述為“戰略競爭者”，言外之意就是中美是戰略競爭、而非戰略夥伴關係。這是美方單方面對中美關係的重新定位，中方始終沒有接受。2001年4月南海撞機事件以及當年5月小布什總統公開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令中美關係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多數觀點認為，中美關係的轉機出現在“9·11”恐襲事件發生後。事實上，轉機早在恐襲事件發生前就出現了。當年7月3日美方租用俄方運輸機把美方偵察機從中國運回後，小布什總統即於7月5日致電江澤民主席，表示美中關係至關重要，雙方在許多問題上都可以合作。7月28日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會晤時提出：“中方希望與美方一道努力，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同一時期，小布什當局循例延長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并宣布在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問題上保持中立。對於中方首倡的“建設性合作關係”，美方最初未予回應。
“9·11”事件發生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時間致電小布什總統，表達慰問與支持之意。美方也意識到恐怖主義而非中國才是美國當時面臨的最緊迫威脅。在當年10月於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小布什總統表示：“兩個大國很少能在所有事務上都達成共識，我理解這一點。我們尋求一種坦誠的建設性合作關係。”這標志著美方在最高層面上基本認可中方首倡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定位。2002年2月小布什總統訪華期間，江澤民主席就推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提出“加強對話、加深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和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四點意見，小布什總統表示贊同。這就意味著雙方最高領導人共同確認了對中美關係的新定位，即尋求和推動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這個新定位仍然是對雙邊關係發展前景的共同期許，而非對現狀的客觀描述。此後，美方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重要文獻中確認了這個新定位，并被持續使用到小布什總統任期結束。這是由中方首倡、雙方達成共識、且使用時間最久的一個定位。
（三）2005年：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2005年9月21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也是小布什當局對華政策的主要設計者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講話，是小布什總統入主白宮後首個對華政策的系統闡述。他在演講中分別列舉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種種分歧，認為中國的發展將影響未來的世界，需要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并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起來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系。“像利益攸關方那樣進行合作并不表示沒有分歧，但可以在更大的框架內來處理這些分歧，即有關各方都承認，這個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給各方帶來了共同利益，維護這個體系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②
美方提出這個重要概念的背景是，中國經濟自進入新世紀後更深度地嵌入全球經濟體系，綜合實力大幅提升。與此同時，美方深陷反恐戰爭泥潭，許多重大的全球或國際問題需要中美合作解決。美方此時提出這個概念，實際上欲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督促中國在諸多問題上與美方合作。因此，從表面上看佐利克的發言似乎是美方單方面對中方的期待和定位，但其言外之意還包括美國自身已是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期待中方能像美方那樣行事。因此，他的這個期待不僅是對中方在國際體系中角色的定位，也是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即兩國關係應該是國際體系中兩個重要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關係。
同時，美方提出這個新定位并非推翻之前“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既有定位，兩者是遞進并存的關係。直接的證據是，佐利克講話之後，“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提法仍多次出現在美方重要官員的公開發言和官方文獻中，而且有時是同時使用。相應地，中方也默認了美方的新提法，并敏感地意識到美方以“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自居，要求中方向美方看齊的用意。2006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明確表示：“中美雙方不僅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更應該是建設性合作者。”③可見中方接受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定位，但更強調“建設性合作關係”。
（四）2008年：兩國集團
不同於前述三個定位均由中美兩國官方中的某一方首先提出，“兩國集團”這個概念由美方民間人士首倡。2007年2月，美國歷史學者、時任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提出“中美經濟共生體”（Chi-merica，也有人譯為“中美國”）概念，認為中美經濟結構高度互補，已形成一個相互融合、無法分離的“共生體”。④2008年6月，時任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美國《外交》雜志撰文，主張中美組成“兩國集團”以共享全球經濟領導權，并使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取代歐洲。⑤此時的美歐已深陷金融危機，反恐戰爭仍在進行，全球治理領域面臨諸多重大難題。而中國因國家干預奏效，在危機中站穩了腳跟，因此美方發出希望中方能與美方一道領導世界渡過難關的聲音。
從期待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角度來看，“兩國集團”的提法實際上是對“利益攸關方”提法的升級，顯示出倡導者對中國國際地位的高度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界和政界對“兩國集團”的討論并不熱烈。在學術界，也衹有伯格斯滕和弗格森這兩位學者贊賞這個定位，認為值得大力推動。政界的討論更少，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前政要是為數不多的支持這一主張的知名人士。中國學界討論這個議題的學者也不多，且以懷疑為主。甚至有懷疑者認為，這個定位是美國為中國設下的“套”，意在讓中國為美國治理全球分擔責任，卻無意讓中國分享權力。⑥
尤其值得注意是，中美官方對“兩國集團”的提議也都表現出超然的姿態。無論是時任小布什當局還是繼任的奧巴馬當局，都沒有就這個倡議明確表態。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則在2009年11月會見奧巴馬總統時明確予以否定，并列舉了三點主要原因：一是中國仍是一個人口衆多的發展中國家，二是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不結盟政策，三是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不應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⑦進入2010年後，中美在多個議題上出現摩擦，關於“兩國集團”的討論也歸於平靜。儘管如此，作為冷戰後對中美關係最具想象力的定位，“兩國集團”反映了少數美國精英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理想主義期待。
（五）2009年：積極合作全面關係
對華政策并沒有在2008年美國大選期間作為負面議題被廣泛談論。相反，兩黨總統候選人都期待當選後能延續中美合作的基本格局。奧巴馬上任後也多次明確表達與中方合作的願望。2009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會晤中表示，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應該是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⑧同年11月奧巴馬訪華，在與中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到：“雙方重申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并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由此可見，由中方首倡的“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得到了美方的贊同。
然而，進入2010年後，美方提出名為“重返亞洲”（後被更名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宣示，本質上是把更多戰略資源投放到中國周邊、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調整，其基本背景是美方日益警覺中國的快速崛起。這一時期，中國在東海、南海的維權行動，在東南亞、非洲和拉美地區的經濟活動，以及在歐洲和北美的一些投資行為，都受到美方越來越多的質疑和警覺，兩國間原先被掩蓋的一些矛盾也逐步顯現。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與其他幾個發展中大國繞開美國等發達國家采取共同立場的行為，尤其讓美方擔憂其領導地位遭受挑戰。在此背景下，雙方越來越少地提及這個定位，其結果可謂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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