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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清尊(右)專注於農業技術突破，曾經榮獲台灣農業最高榮譽的神農獎。(中評社資料照) |
中評社╱題：推進台灣基層農民與大陸交流交往路徑探討 作者：鄧利娟（廈門），閩江學院鄉村振興研究院講座教授、海峽兩岸鄉建鄉創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詹琳（福州），通訊作者、閩江學院鄉村振興研究院副教授＼鄉村治理與組織振興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要】台灣中南部農民群體長期以來是民進黨的重要社會基礎，但他們的政治傾向并非一成不變。近20年來大陸采取一系列涉農惠台政策并取得積極成效，不過在政治和社會互信等方面的政策成效還不如預期。新形勢下大陸應轉變對台涉農政策的思路，將重心轉向加強與台灣農民交流交往，爭取他們認同；精準聚焦涉農經貿紅利的受益者，讓台灣基層農漁民直接受惠；在兩岸融合示範區內大膽探索台灣農民與大陸交流交往的新路。具體路徑：開展差異化的台灣農民與大陸交流交往，實施更加精準的對台涉農經貿政策，充分發揮兩岸民間涉農機構的橋梁溝通作用，將“台創園”打造成台灣農民對大陸交流交往的重要基地，充分重視對台灣農民的輿論宣傳與政策推介等。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16年民進黨在台灣重新上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就陷入嚴峻複雜的局面。2024年民進黨“雙獨”組合上台後，兩岸關係形勢更加嚴峻複雜及不確定。雖然民進黨在2024選舉中衹在7成多投票率下獲得了40%台灣選民的少數支持，但其仍大致鞏固了所謂“基本盤”，而中南部農民群體便是這“基本盤”的重要構成。據統計，民進黨比國民黨選票數大約多91萬票，而其中70多萬票就來自農業占重要地位的中南部4個縣市：嘉義、台南、高雄、屏東。①由此可見，作為台灣重要社會基礎的農民群體仍是支持民進黨的重要社會力量。
為加強打擊島內台獨分裂行徑，加快推進國家統一進程，深化與台灣基層農民交流交往，積極爭取他們對大陸的認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意義。一方面這有助於動搖與削弱民進黨謀求台獨的社會基礎。大陸方面若能在充分瞭解台灣農民現狀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對其認同交流，就有可能引導他們政治傾向的轉變。另一方面這有利促進兩岸基層社會融合發展。台灣基層農民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他們對大陸的認知較為有限，容易受民進黨惡意宣傳的蠱惑。大力推動兩岸基層農民的交流交往可以在兩岸基層社會文化層面增進理解，減少誤解和偏見，促進兩岸基層社會融合發展。
事實上，自2005年起大陸就陸續出台一系列涉農惠台政策，努力爭取台灣基層農民對大陸的認同。不過相關政策的重點是在經貿“惠台讓利”，雖然取得積極成效，但其在轉化為政治和社會互信方面的收效卻遠不如預期。鑒於當前極為嚴峻複雜的兩岸關係現實，對於台灣基層農民，除經貿交流合作外，更應注重文化和價值觀的交流與融合，努力爭取台灣基層農民的思想認同。
二、台灣基層農民政治傾向的演變
台灣基層農民政治傾向的形成和演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歷史背景、相關政策影響及社會經濟狀態等多種因素。這種政治傾向反映台灣農民對於特定政治議題的態度，也體現他們在台灣社會、政治及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一）特定歷史背景下台灣農民政治傾向由“藍”轉“綠”
1949年國民黨退據台灣後,為了穩固在台統治地位，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通過土地改革造就出大量的自耕農階層，并采取優先發展農業政策，重視農業投入，農民一定程度上成為受益者。同時，國民黨當局通過農(漁)會、水利會等基層組織對廣大農村展開服務與控制。這樣農民長期成為國民黨政權重要的群衆支持基礎之一。但隨著台灣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村青壯年大量轉移到城市，加上當局“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導致農工貿易條件長期不利農業，上世紀70年代初期後台灣農業已開始逐漸萎縮。同時，國民黨當局長期實行“重北輕南”的經濟發展政策，對於南部的建設投入不足，造成台灣南北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嚴重落差，而南部多為農業經濟區域，農民難免收入相對減少，淪為更加弱勢的群體。②
雪上加霜的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受到全球化潮流加快發展的衝擊，台灣農業的劣勢地位進一步加劇。美國為減少貿易赤字，要求對美長期貿易順差的台灣開放島內市場，台灣被迫擴大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數量與種類，台灣農業的困境愈發引起大多數農民的恐慌，由此也產生反全球化及擔憂開放兩岸經貿往來的心理傾向。
上述社會歷史的變遷為新成立不久的民進黨創造了拓展其社會基礎的機會。他們一方面通過不斷抨擊國民黨的“重北輕南”政策及忽視農業發展的做法，要求當局加大南部的經濟發展投入，由此贏得了不少南部民衆特別是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力主張在兩岸經貿關係上采取封閉保守路綫，防範大陸低價勞動力和產品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南部農漁民相對保守的需求。台灣基層農民特別是南部農民的政治傾向由此開始“藍轉綠”。
（二）民進黨不斷擴展福利措施拉攏農民群體的支持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當局一方面針對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南部農業經濟日趨衰落問題，對民進黨執政的南部縣市刻意多加照顧，投入了大量的財力、資源和建設項目；另一方面就是不斷推出福利措施極力拉攏台灣農民支持。“老農津貼”議題就是典型例子。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民進黨就開始將“老農津貼”作為選舉的政見，此後每月“老農津貼”金額就在歷次選舉中與國民黨激烈博弈下不斷提高，③從1995年的新台幣3000元增加至2024年的8110元。2016年民進黨二度上台後，更是強化對農民的福利政策，持續推動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業保險、農民退休儲金等福利措施。2024年島內選舉時賴清德又高喊“幸福農業、快樂農民”口號，努力吸引農民群體的支持。
（三）民進黨的輿論宣傳強化台灣農民親“綠”的政治傾向
多年來台灣農民年齡老化趨勢明顯，統計資料顯示，45歲以下青年農民占比由1980年的39.61%，下降至2022年的25.28%；而46-64歲農民占比從45.09%上升至53.2%；65歲以上農民占比由15.28%增加到21.3%。而在教育程度上，2022年台灣農民超過半數（55.5%）衹有初中以下學歷，有高中學歷的，占比30.9%，大專以上占比衹有13.4%。④年齡老化及較低的教育水平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台灣農民群體特別是南台灣農民群體對政治議題的理解和接受新信息的能力。他們對於政治議題的瞭解和觀點形成大都局限於周邊社交網絡和官方的信息影響。民進黨正是在過去幾十年中通過其有效的信息傳播策略及社會動員能力，不斷強化中南部農民親“綠”傾向。民進黨長期掌控中南部媒體特別是地下電台陣地，不斷對基層農漁民進行“反中抗中”的“洗腦式”宣傳。南台灣的草根社會尤其衆多漁民長期以來養成了不同於北部的視聽習慣——廣播媒體，民進黨便利用地下電台等媒體大肆傳播台獨分裂理念，不僅歪曲大陸對台惠農政策的誠意，甚至用情緒性的話語惡意造謠攻擊大陸，騙取南台灣農漁民相信。
三、台灣基層農民親“綠”政治傾向的鬆動
雖然台灣農民特別是中南部農民長期是支持民進黨的重要社會力量，但這種狀態并非一成不變。從台灣農民政治傾向變化過程可見，經濟利益始終是影響農民政治傾向的核心因素，與之相關的是不同政治力量對台灣農業及農民重視與否會直接影響農民的政治選擇。
（一）大陸對台惠農政策及兩岸交往的積極影響
大陸自2005年起實施一系列對台惠農政策并積極推動一系列兩岸涉農交流合作。對台惠農政策方面，持續擴大台灣農產品准入，實施零關稅進口的台灣農產品不斷增加，同時，采取多種形式積極對台農產品采購。兩岸涉農交流合作方面，通過展會及推介會等多種渠道幫助台灣農產品拓展大陸市場;設立台灣農民創業園，服務台灣農民在大陸投資創業；以“海峽論壇”等重要平台加強與台灣基層農民交流互動。2018年以後大陸方面又陸續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兩岸涉農融合發展的措施。
大陸一系列舉措首先是讓台灣基層農民受惠經濟利益。台灣對大陸農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由2005年的1.45億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2.49億美元及2019年的11.2億美元。⑤與此同時，台灣基層農民增加了對大陸直觀認知并感受到大陸對他們的誠意與善意。2014年，時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赴台，台南學甲漁民自動包車北上接機，以感謝大陸與他們“契作”虱目魚，照顧他們生計，就是個典型例證。但總體而言，近十多年來大陸對台涉農舉措重點在“惠台讓利”，而相關措施在轉化為政治和社會互信方面收效還不明顯。
（二）民進黨當局惡化兩岸關係引發台灣農民反感
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台後，施政以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為導向，“衹拼政治不拼經濟”，導致民怨激增，“討厭民進黨”的民意大增。一方面，島內政黨惡鬥，社會改革困頓，經濟政策嚴重政治化，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環境惡化，經濟沉悶不振；另一方面，由於民進黨當局惡化兩岸關係，致使大陸赴台游客減少、大陸對台農漁產品采購減少，進一步加劇台灣社會的失業、低薪化等問題。在此背景下島內民衆對民進黨當局施政的不滿與日俱增。
2018年11月台灣“九合一”選舉正是對民進黨執政兩年多的“中期檢驗”，其結果民進黨慘敗，同時也驗證了台灣農民的政治傾向并非鐵板一塊。“九合一”選舉結果是民進黨縣市長席位由13席大幅縮減為6席，而國民黨則獲15席，其中高雄、台中市、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澎湖縣等7個縣市是“綠地變藍天”。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以“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政見，成功吸引了大量農民和基層民衆的支持，原屬民進黨“鐵票”的農漁業鄉鎮如旗山、美濃、岡山、永安、小港、前鎮、彌陀、湖內、路竹等28個行政區等均“由綠轉藍”。⑥
（三）農民經濟利益成為民進黨加快謀“獨”操作的“犧牲品”
隨著民進黨當局加快推進台獨分裂路綫，兩岸關係惡化形勢不斷加劇。民進黨當局一方面先後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及出台所謂“反滲透法”，煽動兩岸社會對抗，大肆製造“綠色恐怖”，竭力阻遏兩岸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配合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而發起的貿易戰及科技戰，大力操弄兩岸經貿脫鈎。包括農產品貿易在內的兩岸貿易環境驟然惡化，台灣農民的經濟利益進一步成為民進黨謀“獨”的“犧牲品”。其一，兩岸制度化經貿溝通機制停擺，難以處理日益增多的兩岸農產品貿易摩擦。由於台灣輸入大陸的主要農漁產品時常被檢出蟲害、有害物質殘留以及商品注册等問題，大陸為維護生態安全，自2021年以來對台灣相關問題產品陸續采取暫停輸入措施。因兩岸失去政治互信基礎，原有溝通管道失效，農產品相關問題無法通過協商進行解決，台灣農產品出口大陸因此大受影響。其二，作為經貿領域反制台獨的重要措施，2023年4月大陸依法依規宣布，就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壁壘調查，涉及產品達2455項（後調整為2509項），其中涉農產品1066項，占比超過40%。2024年9月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告，自2024年9月25日起停止執行對台34項農產品免徵進口關稅政策。台灣農產品出口大陸的前景無疑面臨了更大挑戰與不確定。
事實上，由於民進黨當局加快惡化兩岸關係，2019年以來兩岸農產品貿易大幅下滑，貿易額自2018年的25.09億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18.32億美元。其中，台灣出口大陸農產品下滑更為明顯，由2018年的12.68億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5.02億美元。大陸在台灣農產品出口市場比值也相應由2018年的23.2%逐年降至2023年的10.2%。⑦兩岸農產品貿易明顯受阻，台灣農民損失嚴重。當前大多數台灣農漁民的共同心聲就是迫切期盼台灣當局改善兩岸關係，不要將農業及農民變成政治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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