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特朗普2.0時代台海問題未來展望” 作者：魏磊傑（廈門），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雖然“新現狀維持論”擁有很大市場，但揆諸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台灣地區的“三角”與“三邊”業已發生的重大變化，展望台海兩岸的未來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戰”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繼續“拖”下去的概率則是最小。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有望打破台海政治“僵局”的諸多空間，使得中美通過協商解決台灣問題的機率變大。對於中國大陸，這是百年一見的大機遇，需要把握這個機會，并為此做好充分準備。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台海問題之癥結在於中美關係。這就意味著，研判台海問題，需要側重於從“三角”與“三邊”進行綜合研判。所謂“三角”指的是台灣地區“內政”、美國內政及中國大陸內政，屬於“內部政治”範疇；而“三邊”則是中美、美台及兩岸關係，屬於“外部政治”範疇。外部政治往往衹是內部政治的延伸，內部政治實質影響甚至直接決定著外部政治。此等樸素的政治常識，投射到台海問題上仍具有充分的解釋力。2024年至今，台美內部政治的重大變化——民進黨再次執政與特朗普的重新上台，無疑給台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造成了實質性衝擊：賴清德當選，等於擁抱台獨黨綱的民進黨連續三次得到台灣人民的肯定，如這種趨勢不予制止，兩岸割裂狀況會更加嚴重；而通過觀察特朗普以凶猛的大國交易方式處理烏克蘭問題，不排除他會以發表第四份聯合公報的方式與中國大陸達成一筆涉及台灣地位的大交易。有鑒於此，在情勢發生重大變更的基礎之上，需要結合業已改變的變量來對台海問題之未來走向進行與時俱進式的新展望。
一、難以繼續“拖”下去的理由
不可否認，無論在當下台灣內部抑或美國本土甚至整個西方戰略觀察者甚至決策者中，雖然“新現狀維持論”都擁有很大市場，但揆諸現有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台灣地區的“三角”與“三邊”業已發生的重大變化，可以說，展望台海兩岸的未來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戰”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繼續“拖”下去的概率則是最小。對於中國大陸，“新現狀維持論”難以繼續維持的最深層原因在於，台灣內部經過多年分離主義的洗腦與輿論誘導，台獨早已深入社會大眾的潛意識，台灣社會整體上是朝向“獨”的方向邁進的。處於此等社會氛圍中，幾乎不可能指望台灣島內勢力主動選擇回歸。一些大陸媒體經常播出針對台灣同胞的所謂隨機訪談，更多的是在營造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正確”的氛圍，但可能在不經意間造就一種自欺欺人的反效果。借用本人在2025年2月所訪談的任職於台北高校的一位統派人士的話來說：“今時今日，真正贊同與大陸統一的台灣民衆，恐怕早已不足人數的百分之十。”
在這一社會構造下，趨向“安於現狀”的整體民意可能會直接重塑台灣的選舉政治，進而造就一個不斷自我證成與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主張兩岸互不隸屬的民進黨更易獲得選民青睞，而早已被“抹紅”的國民黨為贏得執政機會在兩岸議題上會刻意迎合此等民意而變得愈發“民進黨化”，但又因無法做得更為徹底，同時難以找到其他更好的競選理念，加之派系衆多，難以與愈發“一致對外”的民進黨分庭抗禮，自然逐漸會被徹底邊緣化；而由此獲得長期執政機會的民進黨，自恃獲得充分民意加持後自然會變本加厲：藉助各種手段多方誘導民衆使得台灣社會朝著更“獨”的方向繼續演進；與此同時，鑒於對台政策無法對島內民衆施加直接影響而需要“折射”才可實現，所以，民進黨政府更會采行各種話語刻意歪曲大陸對台的各種善意施惠政策，進而使得台灣民衆愈加不願改變現狀，內在排斥統一。
一種貌似客觀的立場認為，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關鍵之一在於處理好中美關係。而中美之間的較量類似於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說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①就像掰手腕、比腕力一樣，是一場長期的較量，耐力強的一方才能勝出。所以，中國大陸要有足够的戰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國內的問題，切勿急著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攤牌，讓台灣問題拖累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時間站在中國大陸這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台灣問題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然而，置身於上述不斷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之中，著實很難做出如此樂觀期待，固守繼續“拖”下去的立場。道理很簡單，如整體趨“獨”的趨勢不予制止，時間久了，就是“他鄉變故鄉”，台灣勢將永遠脫離中國母體；更嚴重的是，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四年甚至永久執政，繼續協助美國掐住中國的戰略咽喉，阻遏“中華復興”，結果不僅“統一”無望，“中華復興”也會泡湯。鑒於此，需要重估“中華復興”與“統一”的順序，不能靜等“統一”水到渠成；寧可忍受“統一”可確定的短痛，也不要讓“中華復興”承受長痛帶來的無盡折磨及“統一”的不確定性。
二、可能出現“和”的概率分析
既然現狀難以繼續維繫，那麼兩岸是否可能開戰？就此，王毅外長曾明確表態，指出根據中國憲法，有三種采取行動的正當理由：第一，台灣宣布“獨立”；第二，他國代表台灣推動其“獨立”；第三，所有和平手段已耗盡。對此官方立場，以往觀察者的解讀大體是，在現狀下，三項開戰的理由都不存在，衝突和戰爭可以避免，結論是維持現狀最好，否則局面會是災難性的。這明顯建立在兩岸不可能談與中美雙方即便談也很難談妥而衹能選擇“戰”或“拖”這一基礎之上。揆諸過去十年的中美、美台以及兩岸三邊關係之情勢，此等論斷可以說具有相當牢固的現實支撑：既然戰爭是海峽兩岸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同時，協商對話又不具有現實可能，那麼維持現狀就成了在表面上貌似具有正當性但事實上可能相當無奈的一個選擇。然而，特朗普的二次上台執政無疑提供了有望打破這一政治“僵局”的諸多空間，使得中美之間通過協商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成功機率變得更大。就此等預判，可從下述幾個內在相互勾連且彼此互動的層面加以證成。
其一，特朗普是一個非典型的美國總統，在美國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國政治幾乎所有常規。他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但自己卻是最不美國化的總統。特朗普絲毫不拘泥於美國的立國理念、道德標準等意識形態思維的束縛，也不受維護國際原則承諾的約束。特朗普2.0的外交思維和行為，比起1.0階段，顯得更加怪誕、多變、難以預測、缺乏自洽，但其中唯一不變的核心內涵卻是以利益而非原則為基準。在唐納德·特朗普的世界裡，一切似乎都有其價格。特朗普主政的美國如今關注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之爭。這個最新發展顯示，跟美國打交道會越來越像是做買賣。這大概率意味著，在特朗普2.0時代，中美關係的上行空間將受到制約，但下行空間卻存在無限可能。特朗普厭戰，意味著中國短期內捲入戰爭的風險降低。在特朗普上台後，中國面對的經濟壓力無疑將大增，但來自外部的政治壓力和軍事緊張則會減少。種種跡象預示，特朗普很可能采取有作為，而不是一味對抗的對華政策。他上台之後，對中國問題的講話，大多留有餘地（不像對其他弱國那樣），不會像拜登那樣講得那麼絕對。他稱自己“熱愛中國”，同習近平主席有良好的個人關係，并稱“美中合作可以解決世界上任何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他并不在乎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別。
這或許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對中國而言，較之傳統的美國政客，一個不拘泥意識形態，更可能打破常規的美國總統，或許更容易周旋。在美國2024年大選之前，布魯金斯學會兩位高級研究員蔔睿哲（RichardBush）和何瑞恩（Ryan Hass）聯名發表《特朗普或哈里斯政府將如何對待台灣？》一文，②重在通過分析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偏好和做事方式，來判斷他們不同的對台手法。兩位專家表示，特朗普公開質疑盟友和朋友的價值，擔心這種關係可能會讓美國陷入并非美國選擇的衝突。文章引用媒體報導和相關傳記所述，稱特朗普的涉台言論有一個共同點：暗示台灣太小太遠，美國沒有義務保衛它；一旦談論台灣，大多是表達對台灣利用美國的不滿。“保護台灣能給我們帶來什麼？”這種懷疑態度一直根植於特朗普的世界觀中。他們預期，如果當選，特朗普可能會采取交易方式對待台灣，就像保險公司對待支付“保費不足的客戶”一樣。
其二，相較於行政部門，美國國會在台灣問題上立場更統一，支持力度更大。根據香港大學教授李成的統計，2020年到2023年間，美國國會曾提出一千個與中國有關的議案，僅2023年上半年就有三百個，其中99.5%都明顯以反中為基調。③然從憲政結構和實際運作來看，國會在影響台灣政策方面仍存在諸多限制：作為政府的平行權力機構，國會對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提名人選具有建議權與同意權；通過“財政撥款權”，國會決定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如何分配；雖然國會有權決定美國是否進入戰爭，但自二戰以來，該權力未被正式行使；國會可通過聽證會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影響，但總統在實際決策上享有由國會准許的廣泛自主權。迄今為止，第119屆美國國會在履行其作為“平行權力機構”的角色上較為謹慎，更多是沿著黨派界限運作，并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與人事提名。④如果說，特朗普2016年當選時缺乏經驗，沒有培養自己的信徒，遭到兩院領導的抵制，但今時遠遠不同往日，當前的特朗普可謂如日中天，一躍成為美國歷史上鮮有的“大總統”：這次不僅橫掃七個搖擺州，贏得多數普選票，而且國會參衆兩院均被共和黨控制，在未來兩年中將保持行政立法兩權在手，實現所謂的“三重執政”（governing trifecta）之鼎盛狀態。
概言之，特朗普不再是華盛頓的初來乍到的圈外人，在兩院當中，特朗普已經擁有了無數忠誠的MAGA追隨者。儘管共和黨在兩院的席位優勢均不明顯，國會共和黨人的內部政治生態又以分裂無序而著名，但往往十年才出現一次的府院一致政局，有望使得特朗普最大限度地排除制度性掣肘，暢通無阻地全力推行自己認定的一攬子內政與外交政策。正如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衆議員特洛伊·內爾斯(Troy Nehls)說的那樣：“如果唐納德·特朗普說‘跳三英尺高，抓頭’，我們都會跳三英尺高，抓頭，就是這樣。”⑤在當下的政治構造下，雖然美國國會在美台關係中仍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美國總統才是美國對台政策的終極推動者。雖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諸多主張優先考慮台灣防務的鷹派，例如副總統萬斯（James David Vance）、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和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Michael Waltz）等要員，但這些所謂的“親台幕僚”的邏輯不太可能過多影響特朗普的對台政策。道理很簡單，特朗普沒有表現出主動增加對任何合作夥伴安全援助的傾向，除非這種行動得到明顯的回報。最關鍵的是，特朗普個人執拗的性格決定了，他不可能容許這些年齡普遍比自己小三十甚至四十歲的年輕幕僚們直接左右甚至干擾自己的判斷。面對特朗普的“獨裁”傾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必然抱持容忍態度，甚至在多數情況下為其提供便利。換句話說，有關美國對台海危機的反應決定，整體上最終仍由特朗普一人乾綱獨斷。
其三，美國國內一直存在強大的反華勢力，但基礎并不總是國家利益，美國并不擔心現在的中共會將世界赤化，此種共識更多是認知和意識形態上的共鳴，是舊政治借屍還魂。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濃厚的建制派都不同，特朗普是實用主義者，他的MAGA綱領決定了其會將中國視為全球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他要打壓中國，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但秉持卻并非典型美國建制派政客那種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維模式。相反，他打壓中國就像他在商界打壓競爭對手那樣，純粹衹為利益，而非是與“邪惡共產帝國”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鬥爭。就此，投射到台灣問題上，他最感興趣的或許是出售軍火而不是出兵。⑥此等回歸理性的保守主義和去意識形態化，并非特朗普的個人作風使然，而是共和黨內部所發生的更為根本之觀念轉變的外在表徵。誠如政治學者格奧爾格·洛夫曼（Georg L.fflmann）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政府的長期意義并不在於政策變化，而在於它打開了“美國大戰略可能重新調整的大門，即擺脫兩黨對自由主義霸權的共識，轉向精英和公衆輿論更緊密的結合”。⑦換言之，此等以國家保守主義為內核而呈現的所謂“特朗普主義”并不會隨著特朗普四年任期的結束而人走茶涼，而勢必將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主導美國政治。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精英沉迷於所謂“美式民主”加“無限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并將其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以便在國際上推行新自由主義。然而，在內外變局的大背景下，新自由主義議程在國內治理與國外實踐層面都遭遇碰壁：市場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把美國“掏空”；經濟一體化、相互依賴并未使各國“更加負責任和開放”，也未能使“全球秩序更加和平與合作”。身處此等深層困境之下，新右派的崛起和其內部國家保守主義的勃興恰恰彰顯了美國精英階層對過去幾十年國家發展道路的整體反思和對新自由主義治國思維的深刻轉變：從“華盛頓共識”邁向“新華盛頓共識”。可以說，“國家保守主義的崛起將鞏固而不是挑戰所謂的以國家為導向的‘新華盛頓共識’，該共識的核心是製造業回流、降低重要供應鏈的風險、大規模產業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對華強硬立場”。⑧換言之，未來四年甚至更久之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可能呈現出這樣的“新常態”：戰略上沒有改變，最主要的敵人仍是中國，但戰術上會出現很大的更張。在此情形下，美國的決策者可能更多地考慮如何“使美國再次偉大”這一核心國家利益，而不太再會回到“民主對抗威權”的話語框架中為台灣與中國大陸進行你死我活的博弈。
其四，美國權威的外交期刊《外交事務》2024年1月刊登了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凱利·格里科（Kelly A. Grieco）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詹尼弗·卡文納（Jennifer Kavanagh）合寫的名為《美國在亞洲無法超越中國實力》的文章。此文的核心主張是，奧巴馬政府結束以來，在未來亞洲所扮演角色的問題上，美國面臨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伴隨中國日益強大且自信，華盛頓選擇加倍努力，付出高昂代價繼續維繫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霸權，要麼選擇承認中國注定將在亞洲扮演愈加重要的軍事角色，并利用有限的資源平衡中國的力量，在不必維持自身亞洲霸權地位之同時嘗試阻止中國在該地區建立霸權。“平衡戰略既不是綏靖主義，也不是失敗主義。這也許是未來幾十年保護美國在該地區利益方面，唯一一種財政上可持續的方式。”⑨與此文的立場異曲同工，在2025年3月份的《外交事務》上，兩位美國智庫學者發表專文《台灣執念：美國的戰略不應綁在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上》。⑩兩位作者聲稱，一旦中國大陸“武統”台灣，雖美國將在軍事、經濟和聲譽上遭受重大挫折，但這還不足以證明為這場潛在衝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經濟成本是“合理的”。美國的根本利益在於防止亞洲出現“不受約束的霸權”，減少關注台灣本身，即便中國完成統一，美國仍有能力集結一個“制衡聯盟”，以阻止中國在亞洲地區尋求政治和軍事霸權。文章題目說“執念”（fixation）是指現有的保台理由邏輯上根本難以自洽，而在作者看來，保台的最佳方式其實就是棄台。
這些觀點目前尚非美國主流，但卻契合特朗普陣營中多數政軍學高級幕僚們的立場。典型體現是，今年1月23日《南華早報》引述國防部助理部長奧斯汀·達默（Austin Dahmer）的話說：“對美國而言，台灣很重要但并非攸關生死。美國不會折斷矛頭以保衛台灣。既使丟了台灣，美國人民仍能安全繁榮且自由的生活。”《日本經濟新聞》引述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凱利·格里科的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大陸不要奪取台灣，但就算最壞的情況發生，地區權力平衡依然可以得到維持”。3月5日，美國新任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在參議院提名確認聽證會上被質疑對中國立場變軟。就此，他反駁說，“美國在印度太平洋的核心利益是防止中國稱霸，但印太區域的新情勢是軍力平衡已戲劇性的惡化……如果我們與中國軍事衝突，沒有結果、軍費昂貴、軍力被毀。”⑪
在《中美對抗下的台灣選擇》一書中，蘇起先生評判道，將來美國願意和談主要取決於“現實主義”者是否心理上先認清美國起碼在東亞必須與中國平起平坐的現實，而數世紀國際關係經驗顯示，務實心理的抬頭，除了美國精英自己的靈魂探索及大量彼此說服外，更重要的是中美實力的展現。很明顯，上述所謂的“新棄台論”和“制衡論”等觀點賴以建立的現實基礎無疑是中美軍事實力在印太地區的此消彼長。“冷戰初期，美蘇對峙二十多年，歷經多少大小危機，甚至包括驚心動魄的古巴危機，直到蘇聯整體核子武器數量，尤其既精準又快速的陸基洲際飛彈，超越美國時，美國才藉核武談判開始與蘇聯平起平坐，討論世界大局”。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現在的情勢堪比當年的美蘇爭霸格局。無怪乎，台灣當局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近日撰文明確指出，“中美軍力一升一降，美國抗中共識下，川普高層已逐漸移向謀和”。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