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客家族群深化兩岸融合的邏輯與路徑 作者：張發松（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副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學院博士生
【摘要】透視海峽兩岸民間交往歷史演進軌跡，探尋深層社會內生動力，是重塑兩岸命運共同體、推進國家統一的關鍵所在。客家族群憑藉深厚的地緣與血緣底蘊，是深化海峽兩岸民間融合極具戰略價值的核心樞紐。本文立足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交叉視角，對閩台客家祖地文化與信俗體系展開深度剖析。研究發現，客家民眾依託跨海祭祖儀典、族譜家訓及特定民間信俗編織的廟際網絡，成功構築了跨越政治藩籬的文化記憶。為揭示民間信仰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演進的深層機理，本文擯棄傳統的靜態描述，創新性構建了“認知—情感—行為”的心理嵌入機制模型。在此基礎上，提出以客家血脈為錨點、結合數智時代新媒體特徵的實踐路徑，旨在化解島內“去中國化”的政治隔閡，全方位推升兩岸民間融合層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023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正式發佈，明確指出要“發揮媽祖等民間信仰精神紐帶作用，開展形式多樣的民間信俗交流活動”，並強調要“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①這一頂層設計不僅將兩岸文化與民間融合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也為探尋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深層社會機制指明了方向。
審視當前台海局勢的複雜演變，島內特定政治勢力持續推行“去中國化”的文化割裂政策，試圖在青年一代中重構歷史敘事與身份認同，妄圖切斷台灣同胞與中華民族的血脈聯繫。在此嚴峻環境下，尋求化解政治僵局、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的柔性力量，突破以往單純依靠經濟讓利為主的傳統互動模式，已然成為時代賦予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的重大理論命題。隨著國家層面明確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民間信仰及宗親文化作為精神紐帶的作用，被賦予了跨越台海政治鴻溝的戰略使命。如何精準對接台灣基層社會深層文化結構，進而喚醒並穩固共同歷史記憶，乃是當下推進對台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著力點。
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演進，始終呈現出“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與生生不息的文明韌性。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客家先民歷經數次歷史性大遷徙，足跡遍佈閩粵贛交界地帶，不僅積澱下極為深厚的宗族文化底蘊與堅韌卓絕的拓墾精神，更於明清時期橫渡波濤洶湧之台灣海峽，成為台灣早期移民拓墾社會不可或缺之中堅力量。作為一個極其注重內部凝聚力與傳統倫理傳承之民系，台灣客家人在歷史演進中，始終與大陸原鄉保持著千絲萬縷的情感羈絆與文化臍帶。這種先天具備之同源特質，構成了抵禦外部政治干擾、對抗分離主義思潮的天然屏障。
然而，檢視傳統涉台學術話語體系與政策考察視域，學界往往偏重於對閩南語系族群（河洛人）的單向度考察，卻對體量龐大、內聚力極強且在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之客家族群關注稍遜。事實上，客家文化所蘊含之“硬頸精神”、深厚的原鄉情結以及對譜牒信俗的極致堅守，恰是解構特定信息隔閡、重塑原生認同的核心密碼。本文旨在打破單一學科的理論壁壘，將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置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框架下進行系統的跨學科審視。文章將闡明，客家的祖地文化與信俗崇拜絕非靜態的歷史遺存或封建迷信的殘餘，而是維繫兩岸血脈親情、推動社會深度融合的活態動力。
一、歷史底色與現實基石：客家族群作為兩岸融合樞紐的必然
在兩岸關係的宏大棋局中，找準社會融合的切入點至關重要。探討兩岸融合發展的社會基礎時，台灣的人口構成與族群分佈是不可忽視的客觀現實。台灣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由大陸東南沿海移民長期開拓、繁衍而成的移民社會，其族群結構的同源性為兩岸文化整合提供了天然的“柔性機制”。
（一）人口結構基礎與台灣客家族群的戰略潛能
從社會人口學與歷史地理學的宏觀視域觀察，台灣社會的族群結構呈現出高度的集中性與地緣連帶特徵。在歷史演進中，台灣人口的絕對主體由閩南人（河洛人）與客家人共同構成。明清時期自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大規模遷台的閩南族群，佔據了台灣人口的絕對多數（逾七成），廣泛分佈於全台尤其是西部平原和沿海大都會區。與此同時，自福建閩西（汀州）、廣東嘉應州及江西南部遷台的客家族群，因平原膏腴之地多被早期移民佔據，遂主要聚居於桃園、新竹、苗栗、高屏地區的“六堆”以及花蓮、南投等近山地帶，構成了占比近兩成的台灣第二大族群。
這一人口學的數據結構深刻表明，台灣社會的深層文化基因不可避免地錨定於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長期以來，大陸對台交流在閩南語系族群中已取得了豐碩成果，諸如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等信俗交流極大地拉近了閩台距離。然而，面對體量龐大、凝聚力極強、且在台灣政經界（尤其是桃竹苗選票板塊）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客家族群，其作為深化兩岸民間融合的戰略潛能尚未被完全釋放。將“客家族群”作為核心切入點，並非人為的政治建構，而是基於人口結構與社會學的邏輯必然。這種人口比例意味著，若能夠有效喚醒並鞏固占台灣總人口近兩成的客家族群的文化認同，便可以極大地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底盤。
（二）遷徙記憶與族群認同防禦性邊界淬煉
客家人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歷史命運的漢族民系，其族群特質中蘊含著極強的內聚力與尋根意識。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族群往往由於體質類型、文化的相似，抑或由於遷徙中的共同記憶，而對他們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種主觀信念，此種信念對於非親屬社區關係的延續非常重要。客家先民歷經從中原向江南、再向閩粵贛邊區，最終跨越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抵達寶島的數次大遷徙，形成了極為獨特的集體心理。
這種不斷遷徙的“客居”歷史，使得客家人產生了強烈的“根源焦慮”與文化補償機制，外化為對共同語言（客家話）、共同祖先崇拜、共同信仰體系以及共同血脈傳承的極致堅守。正如學術界在考察客家社會演進時所作出的深刻論斷：“在晚清以降複雜的鄉村社會變遷與多族群文化互動中，客家人逐漸淬煉出一套極為嚴密且具有高度防禦性與自我確證功能的族群認同邊界，這種歷史鑄就的認同機制在跨越海峽後依然展現出極其強大的文化韌性。”②在早期台灣多族群競爭的環境中（如資源爭奪與分類械鬥），這種防禦性邊界促使台灣客家人緊密團結在宗祠與廟宇周圍，形成了高度成熟的自治社會網絡。
（三）從文化共鳴到民族認同躍升
從政治哲學與社會學的交叉維度觀之，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本身蘊含著中華文明“大一統”的哲學底蘊。兩岸客家人共享著同一種精神底色與價值內核，即對祖先故土抱有宗教般的虔誠與深厚眷戀。基於這種先天的情感優勢，客家族群在面對兩岸民間交流時，更容易突破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藩籬，順理成章地在“慎終追遠”等儀式中自發生成“我們”的群體感知。
客家族群在共同文化記憶中所激發的這種超越現實區隔、趨向於一體化的自發認同，恰恰構成了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在基層移民社會中最生動、最深厚的實踐基石。③這種心理防禦機制消解的過程，為建構血脈相連的民族命運共同體輸送了充沛的情感賦能與堅實的心理基礎。此外，結合海外客家移民的實證研究可知，即便面臨母語流失的困境，年輕世代深植於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依然活躍，這為兩岸開展超越語言層面的深度文化交融提供了廣闊的操作空間。
二、空間與文本：跨海峽客家祖地文化的集體記憶建構
祖地不僅是客家族群精神世界的空間坐標，更是兩岸融合發展中最具歷史感召力與合法性的文化資源。在閩台客家人的歷史敘事中，祖地文化通過宗祠祭典與譜牒家訓，實現了從物質空間到精神文本的全面統攝。
（一）始祖崇拜：閩台客家宗法實踐的社會功能演進
始祖崇拜絕非抽象的哲學玄思，而是高度具象化的宗法實踐與社會組織原則。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後，客家先民在閩西、贛南等地依靠血緣紐帶重構宗族，以應對惡劣的山區環境與生存博弈，始祖崇拜由此起到了確認血緣邊界、統合內部力量的核心作用。明清時期，伴隨客家人大規模渡海赴台，這種崇拜跨海移植發生了深刻的功能演進。
面對早期台灣的瘴癘橫行與激烈的資源爭奪，祖先崇拜的社會功能從單純的“緬懷先人、追思功德”轉化為“確立拓墾合法性”與“凝聚族群戰鬥力”的現實工具。台灣客家人藉由在聚落中建立宗祠、編修族譜，完成了異鄉的社會秩序重建與精神空間插界。然而，無論客家人在台灣繁衍幾代，其始祖根系始終如羅盤般明確指向福建寧化、上杭及廣東梅州等地。這種“根在大陸、葉展台灣”的血緣空間結構，使得跨海峽的祖先崇拜成為維繫兩岸客家血脈的永恆密碼。它潛移默化地強化了台灣客家民眾對大陸原鄉的原生認同，為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心理安全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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