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以新大眾文藝築牢兩岸和統文化根基的機遇與挑戰 作者：吳琳琳（廈門），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國際傳播中心研究員；杜蘅（廈門），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
【摘要】隨著台灣“網生代”逐漸成長為兩岸關係的未來主體，兩岸文化傳播的主陣地與話語體系正發生結構性遷移。新大眾文藝以其去中心化的傳播特質，精準契合了台灣青年的媒介使用習慣，通過共通的數字符碼與生活化敘事，有效消弭了兩岸青年的認知隔閡。然而，當前傳播仍面臨算法繭房、文化折扣與外部干擾等現實梗阻。基於此，研究認為，新大眾文藝需實現三重轉向以構建柔性入島路徑：內容上從宣傳思維轉向精品化與共情化表達，渠道上從單向覆蓋升級為精準觸達與生態共建，產業上通過政策整合、實訓基地與市場化機制強化青年賦能，進一步激活兩岸青年的創作活力，利用新大眾文藝的傳播優勢，將青年群體的文化好感轉化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持久動能。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要“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窗口期，深化文化交流是夯實和平基礎、促進心靈契合的關鍵路徑。
回望2025年中國文化發展變遷，“新大眾文藝”的勃興成為最引人矚目的亮點〔1〕。這一概念於2024年第5期《延河》雜誌首次提出，隨後在同年第7期的理論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中得到明確界定：“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迅速從學界走入國家戰略視野，被正式寫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作為互聯網技術深度賦能的新型文藝形態，新大眾文藝通過數字平臺實現創作主體的全民泛化，形成“短平快”的生產傳播邏輯〔2〕，實現了從“為大眾”“寫大眾”到“大眾寫”“大眾享”的根本轉變。這種全民參與的創作生態，讓中華文化的根脈記憶以最真實質樸的方式融入大眾日常表達，也為兩岸同胞在共情共鳴中觸摸共同文化基因搭建了全新載體。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根基在於民意，未來繫於青年。截至2025年10月，台灣的社交媒體用戶有1810萬人，約占全台總人口的78.4%〔3〕。在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20至39歲的年輕選民投票數為6,078,438，占總投票人數的31.1%，成為三方政黨競相爭取的關鍵群體〔4〕。社交媒體不僅深刻塑造著青年的文化認知與價值觀，也具備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民進黨當局正利用這一特點，持續強化台獨敘事的網絡傳播，對台灣青年群體施加認知誤導。當前兩岸關係處於複雜嚴峻階段，2026年台灣將進入“九合一”選舉年，政治生態變動或將加劇兩岸文化領域的博弈態勢。在此形勢下，如何繞過政治藩籬，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向台灣同胞特別是“網生代”青年傳遞真實、立體、全面的當代中國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成為破解兩岸文化認同困境的關鍵任務。
學界在兩岸文化認同議題上已積纍了豐厚成果，但多數研究仍聚焦於傳統媒介形態、官方文化交流或靜態文化符號。而關於新大眾文藝本身的探討也才剛剛開始，對於其如何介入兩岸青年認同建構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新大眾文藝的呈現形式與傳播邏輯，高度契合台灣青年的網絡使用習慣與審美取向，能夠依託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實現創作賦能與多元觸達，有效繞開既有政治障礙，構建起一條更具韌性的文化“柔性傳播”路徑。鑒於此，本研究將“新大眾文藝”置於兩岸記憶政治的博弈場域進行系統考察，剖析其何以成為破解“文化台獨”認知誤導、重建兩岸文化共識的重要突破口。
一、台灣“網生代”的文化認同現狀與新大眾文藝的入島傳播
（一）成長於“去中國化”語境下的台灣“網生代”
台灣“網生代”指出生於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青年群體，其成長軌跡與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議程的進程高度重疊，這一時代際遇深刻塑造了該群體獨特的文化認知與認同傾向〔5〕。
歷史記憶並非個體對過往的被動回溯，而是社會共同體對集體歷史的選擇性建構、傳承與再生產，承載著群體對文化根脈、國家歸屬與歷史連續性的集體認知，兼具文化代際傳承、群體邊界劃定、政治合法性維繫等多重功能〔6〕。正因如此，歷史記憶成為政治主體介入、塑造與爭奪的核心資源，圍繞其敘事主導權、詮釋權與傳播權展開的權力運作，構成了記憶政治的核心內涵。邁克爾·伯恩哈德（Michael Bernhard）和揚·庫比克（Jan Kubik）指出：“回顧過去是一個政治過程。記憶和記憶政治是建立新的政治政權、新的身份和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則的一個組成部分。”〔7〕為拆解“大中華”認同框架、建構疏離兩岸聯結的排他性“本土認同”，民進黨當局通過修訂教育課綱、篡改語言認證名稱、操控媒體輿論等路徑，對兩岸同源的歷史脈絡與文化聯結進行系統性淡化、割裂與選擇性重述。作為在該話語環境中完成基礎教育與早期社會化的群體，台灣“網生代”從認知形成之初便置身於被權力規訓的記憶場域，形成了與中華文化母體相疏離的認知慣性。
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紀中葉提出“媒介即信息”，強調媒介本身對人類感知與思維模式的塑造作用，並指出“對媒介影響潛意識的溫順的接受，使媒介成為囚禁其使用者的無牆的監獄”〔8〕。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不同媒介形態會導向不同的知識結構與社會記憶方式，從而影響集體認同的形成。作為深度浸潤數字生態的一代，台灣“網生代”的信息獲取、社交互動乃至身份認同構建，高度依賴YouTube、Instagram、PTT、Dcard等社交媒體平臺。這些平臺既是其感知世界的主要窗口，也成為“文化台獨”勢力實施隱性滲透、構建排他性“本土認同”的關鍵場域。民進黨當局早已形成系統化的網絡輿論操控體系，2019年台灣農委會便編列1450萬元新台幣雇傭網絡水軍，在網絡論壇散佈符合其政治立場的信息，並將不利於當局的言論汙名化為“假消息”打壓，“1450”也因此成為民進黨網軍的代名詞。此後其網絡操控力度持續升級，2025年度台當局總預算中的“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高達14.9億元新台幣，同比激增65.4%，其中，發明“1450”的“農業部”編列1.4億元媒體宣傳費，位居第一〔9〕。除了公開預算，更有通過行銷公司、基金會等渠道發包的隱蔽資金，以及2017年正式成軍、兼具網絡攻防能力的台灣“資通電軍”，共同構成一支數量龐大、體系複雜的“網絡部隊”，全面掌控島內輿論場。在台灣青年聚集的校園社群平臺Dcard中，綠營側翼賬號長期滲透，刻意將部分議題引向“去中國化”敘事。本研究通過對Dcard的內容分析發現，論壇中涉兩岸言論在政治價值、身份認同、文化認同上呈現特定傾向。例如將“顏值”“閨蜜”等大陸常用詞彙炒作成“文化滲透”符號；對《黑神話：悟空》等蘊含中華文化元素的大陸作品發佈扭曲性評論；甚至通過發起“台灣主體性”等議題投票，刻意製造“天然獨”的輿論假象。這些策略相互配合，不斷固化青年群體的片面認知。
共享的神話、歷史與經典作品，是凝聚群體認同的基石。而台灣“網生代”成長過程中的“去中國化”語境，本質上是對兩岸共享文化記憶資源的系統性剝離。遊戲作為當代重要的文化載體，在台灣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2024年台灣電玩遊戲與電競產業產值達新台幣1260億元〔10〕，市場活躍度極高。台灣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調查顯示，69%的台灣網友有遊玩數字遊戲的習慣，44%的玩家通過社群媒體獲取遊戲資訊〔11〕。然而，市場的活躍並未掩蓋其深層困境。自國產首部3A遊戲《黑神話：悟空》在島內引發現象級反響以來，在PTT、Dcard等台灣主流論壇與社交平臺的相關討論中，諸如“台灣遊戲《軒轅劍》《仙劍奇俠傳》曾風靡東亞，但這已是20多年前的輝煌”“與‘黑悟空’相比，台灣遊戲現今的差距已然明顯”等反思類留言層出不窮。台灣遊戲產業曾憑藉《仙劍奇俠傳》《金庸群俠傳》等作品在華語遊戲圈獨領風騷。但在“去中國化”氛圍的持續影響下，為規避所謂“政治風險”或迎合特定市場導向，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中華文明宏大題材富礦，導致產業格局轉變，逐步滑落至以輕量化、博弈類產品為主的局限狀態，喪失依託深厚文化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能力。
民進黨當局長期的“去中國化”政策最終沉澱為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負面認知與身份認同偏差。《遠見》2025年民調顯示〔12〕，58.2%的台灣民眾對大陸“印象差”，16.6%的民眾表示印象“變差”；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追蹤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持續維持在六成以上高位，2025年12月最新數據達62.0%；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一路下滑至2.4%的歷史新低〔13〕。這種負面認知與身份認同偏差更凸顯出破解“去中國化”語境影響、重塑台灣“網生代”文化認知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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