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南征記程》的文化意義研究 作者：蕭慶偉（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院長
【摘要】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南征記程》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其康熙六十一年自京城至台灣任所的路線及沿途見聞，表現出獨特的文化意義。《南征記程》所記載的自京師、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渡海經澎湖入台的旅程，為此後巡台御史南行確立了基本路線；康熙“民生吏治，軍機番情”的諭旨，是巡台御史巡察台灣的基本範圍；黃叔璥南行途中所獲取的季麒光文集，不僅增加了其台灣地方知識，而且對其巡察台灣帶來重要影響，這在其《台海使槎錄》中多有體現。本文通過對《南征記程》的系統分析，旨在揭示其在確立巡台制度空間實踐範式、規範台灣巡察政治文化內涵、構建清初台灣知識傳承體系三個層面的多維文化價值。該文獻為理解清代台灣與中央政府在政治、行政及文化上日益緊密的連接過程，提供了獨特的文本見證。
一、引言：制度溯源與文獻定位
（一）清初台灣治理危機與制度應對
1.朱一貴起義與台灣治理危機。派遣巡察台灣御史，是清代治理台灣政策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始於康熙六十年（1721），止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歷時六十餘年。它的設置與朱一貴起義一事密切相關。爆發於康熙六十年四月的朱一貴起義，短短十餘日，即攻佔府城。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派遣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藍廷珍率軍渡海圍剿。雖然清軍很快就收復府城，平定了起義，但卻給清廷帶來極大震撼，深刻暴露了清初台灣吏治腐敗、控馭不力的嚴重問題，迫使清廷反思其治理策略。
2.康熙帝的整肅與制度創設。一是整肅吏治。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康熙諭旨：“台灣府文職官員，平日並不愛民，但知圖利苛索。及盜賊一發，又首先帶領家口、棄城退回澎湖，殊屬可惡！道員以下文職官員，俱著提拿，交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會同審明，即發往台灣正法。並查伊等家產，給賞效力有功之人。”〔1〕此舉彰顯了清廷整頓台灣吏治的決心。二是正式確立御史制度。同年十月初五日，康熙諭大學士等曰：“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台灣巡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也。將此旨傳示九卿。”〔2〕後經九卿詳議，改定為：“每年派滿、漢御史各一員，前往巡察，一年更換。”〔3〕巡察台灣御史之制由此確立。每年派出滿、漢御史各一人，其職責是往來行走，不必管理地方事務，衹是條陳應奏之事。這一制度標誌著清廷對台治理從危機應對轉向常態化的中央直接監察。
（二）黃叔璥其人其書與《南征記程》的研究價值
1.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的學術貢獻。作為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南征記程》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其自京城至台灣任所的路線及沿途見聞，始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迄於本年六月。黃叔璥，字玉圃，順天大興（屬今北京大興區）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三《職官·列傳·黃叔璥》：“康熙六十一年，初設巡察台灣御史，公首膺是命。既至，安集哀鴻，措置時務，多得當。所著有《赤嵌筆談》《番俗六考》，采摭最富。後之修郡志者，率取資焉。”〔4〕其中並未提及《南征記程》，也許跟它衹是記行體的日記有關。
2.《南征記程》的文本獨特性與研究價值。《南征記程》以日記體的形式記其南行見聞，表現出獨特的文化意義。其價值在於：第一，它以私人行程記錄的形式，保存了首任巡台御史履職過程的完整空間軌跡；第二，它直接記載了康熙皇帝對巡察台灣的核心訓諭；第三，它反映了巡台御史在赴任途中獲取台灣地方知識的實際過程。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理解清初巡台御史制度運作及其文化內涵的一手資料。
二、空間整合與制度實踐：清代巡台御史南行路線的確立及其文化意涵
（一）制度性旅程的起點：欽點、陛辭與特定社會關係網絡
一是官員選任程序與皇權介入。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黃叔璥由京城廣寧門出發。《南征記程》云：“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丁未。上遣御史巡察福建台灣，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舉滿御史殷達里、莫爾洪，漢御史柴謙及叔璥四人列名上請。余奉命視事，同行滿御史吳君達禮，不由開列也。”〔5〕都察院開列滿漢御史四人，衹有黃叔璥被欽點。吳達禮非出自開列名單，當為康熙帝另行指定。吳達禮，滿洲正紅旗人，曾任工部尚書。清代首任滿漢御史因此分別由吳達禮和黃叔璥充任。二是陛辭儀式與政治權威的賦予。“二十五日，赴南海子陛辭，恭請聖訓。”〔6〕這一儀式不僅標誌著行程的開始，更是中央政治權威向巡台御史個人的正式授予過程。三是離京餞行與官僚網絡的展示。“二月二十一日，丙子，叩辭慈闈，巳刻，發京師。同年繆汀芷（沅）、須鳳苞（洲）、呂澗樵（謙恒）、朱儀庭（一鳳）、何淡庵（世璂）、李敬齋（同聲）、王岩公（承烈）、汪牧亭（誠）、同署任蘅皋（奕）、前輩戴鶴田（芝）、張石擎（國棟）、陳紫山（書）、江燕齋（芑）餞廣寧門外。”〔7〕這場盛大的餞行，既是對黃叔璥個人的送別，也反映了京城官僚群體對巡台御史這一新設要職的重視，展現了制度執行者所嵌入的特定社會關係網絡。
（二）國家驛傳體系的具體實踐
一是華北與山東段的陸路行程。根據《南征記程》記載，黃叔璥自廣寧門外出發，西南經蘆溝河宿涿州；南向過雄縣，宿任丘縣（今屬河北衡水市）；過河間府、獻縣、交河縣（今屬河北滄州泊頭市）富莊驛，宿阜城縣；次景州（今河北衡水市景縣），宿劉智，入山東界；在山東境內經齊河、長清、泰安、新泰、蒙陰、沂水、郯城等州縣。二是江淮與江南段的水陸轉換。入次江南宿遷縣.峿驛，歷桃源縣、清河，過黃河至清江浦，登舟過寶應、高郵、揚州、瓜洲、鎮江、丹陽、常州，泊無錫西門，至蘇州；自盤門發舟，入浙江界，泊嘉興；過石門縣、北新關、抵杭州，遊西湖、孤山等地。三是浙閩山區與渡海路線的關鍵環節。杭州買舟，泊富陽、桐廬，過蘭溪縣，泊龍遊縣、衢州，舟行過江山、清湖；越仙霞嶺、楓嶺，嶺下入福建界；次浦城縣漁梁驛，陸行過西陽嶺、塔嶺，入甌寧縣；南平舟行，經古田至福州洪山橋；自福州中亭出發，過南台橋、渡烏龍江、常思嶺、福清漁溪，次莆田江口；過仙遊楓亭、惠安，宿泉州試院；次劉武店，過浯通港，至廈門；自廈門渡海澎湖，進鹿耳門，抵任所。
（三）黃叔璥南行線路的時空特徵與制度範式
一是系統利用全國驛站網絡。通過黃叔璥的南行線路，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初步印象：一是利用清代全國驛站網絡，多在州縣驛站或官道驛站休憩。二是自京城南行台灣所需時間約為四個月。如黃叔璥自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發，至六月初二日抵鹿耳門，歷時即近四個月。二是實現個人經驗到制度範式的轉化。作為首任巡台御史，黃叔璥《南征記程》記錄的是其個人的南行線路，但卻為此後歷任巡台御史南行奠定了基礎。王繩曾《南征記程序》云：“乃先生《南征記程》一編，自京師歷燕、趙、齊、魯、吳、越以達閩海，寒、暑、風、雨、明、晦，況瘁三時，如前所云者，一一備之。於是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非虛語也。且輶軒之職，專在一方，而萬里之行，達於中外。”〔8〕這段評價揭示了《南征記程》超越個人遊記的性質——它將一次具體的赴任行程，轉化為可供後世官員效仿的標準化空間實踐模板，實現了從個人體驗到制度知識的轉變。
三、政治文化與實踐規範：清代巡台御史巡察範圍的界定及其台灣治理意蘊
（一）聖訓的提出與核心內涵
黃叔璥雖然不必管理地方事務，但康熙帝還是訓以“民生吏治，軍機番情”。《南征記程》載：“（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赴南海子陛辭，恭請聖訓。民生吏治，軍機番情，無遠不燭。天顏溫霽，跪聆俞旨甚詳，亭午始出。”〔9〕朱一貴起義之所以爆發，康熙帝認為和台灣文職官吏腐敗且不愛民有關，故而多訓以台灣吏治、民番之事。黃叔璥巡察台灣即以此為中心展開。
（二）行政區劃調整：強化台灣北路治理
1.藍鼎元的設縣彰化及其加強北路管理的建議與黃叔璥的認同。北路遼闊，僅設諸羅一縣，難以有效管理。隨藍廷珍赴台平定朱一貴起義的藍鼎元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其《復制軍台疆經理書》云：“諸羅地方遼闊，鞭長不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紮半線，管轄六七百里。”〔10〕提出在半線另設一縣。藍鼎元又作組詩呈送黃叔璥，其中也寫到此事。其《台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生》之九云：“諸羅千里縣，內地一省同。萬山倚天險，諸港大海通。廣野渾無際，民番各喁喁。上浮下則應，往返彌月終。不為分縣理，其患將無窮。南劃虎尾溪，北踞大雞籠。設令居半線，更添遊守戎。健卒足一千，分汛扼要沖。台北不空虛，全郡勢自雄。晏海此上策，猶豫誤乃公。”〔11〕諸羅地域遼闊，或與內地一省一般大。如果不另設一縣，則其患無窮。詩也謂當於半線另設一縣，再加設駐軍，方為上策。黃叔璥《晚次半線作》末二句云：“安得置長吏，華風漸可成。”〔12〕也表達了希望在半線設縣的想法。
2.奏設彰化縣的實施與影響。至雍正元年（1723）五月，黃叔璥與吳達禮奏請於諸羅縣北增設一縣，是為彰化縣。《巡台御史吳達禮等奏請台灣諸羅縣北增設一縣折》云：“查諸羅縣北二百八十里為半線地方，臣等曾親身巡歷，見其平原沃野，民番錯處，實為居中扼要之地。請另立一縣於半線，增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分膺民社，以虎尾溪為界。近防三林、鹿仔，遠控淡水、雞籠，人命盜案就近料理，庶可早為歸結。北至淡水數百里，再設巡檢一員，專司稽察附近民番並海岸要口。”〔13〕同年“八月八日，兵部議覆：巡視台灣御史吳達禮奏言，諸羅縣北半線地方，民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其淡水，係海岸要口，並請增設捕盜同知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14〕台灣府遂由一府三縣而為一府四縣，並增設淡水同知一員。這一行政區劃的重大調整，是巡台御史將加強控制與“吏治”（優化管理）聖訓轉化為具體政策的直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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