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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民眾身份認同變化趨勢（1992-2023） |
中評社╱題：“台灣民眾身份認同：‘去中國化’教育的世代差異” 作者：張啊媛（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師；夏凡（潮州），韓山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講師
【摘要】本研究基於1992-2023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以台灣當局“去中國化”教育改革為分析視角，系統探究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遷趨勢、群體差異及其內在形成機制。研究結果顯示，族群傳承、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兩岸交流經驗作為重要影響因素，持續作用於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且受到世代差異的調節作用；民進黨當局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是引發台灣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偏移的主要制度性誘因。為破解台灣年輕世代身份認同困境，促進台灣同胞形成正確的身份認同，應深入推進兩岸青年交流，破除民進黨當局編織的“信息繭房”；大力推動兩岸青年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夯實台灣同胞正確認同的文化根基；進一步明確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關鍵角色，增強台灣同胞的參與感、使命感和榮譽感，並由此進一步鑄牢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對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教育的撥亂反正，從源頭上逐步消除其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負面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在傳承知識與文明的同時，也是培養年輕一代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意識的重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的這一功能在島內成為分裂主義勢力向青少年灌輸“去中國化”意識和培育分離主義意識的關鍵抓手。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當局所謂的教育改革總體上以“去中國化”為主線，李登輝本人更是“去中國化”教育的始作俑者，民進黨籍台灣地區領導人阿扁、蔡英文總統及賴清德均是“去中國化”教育的衣缽繼承者和頑固奉行者，不斷地變本加厲推行“去中國化”教育。“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社會造成諸多危害，其中之一表現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陷入認知誤區。而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與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密切相關，促進台灣同胞形成正確的身份認同，是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基礎。為此，有必要對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進行深入且細緻的探討。
本研究聚焦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分析其整體分佈特徵、變遷趨勢和主要差異，探討其主要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採用台灣 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1992年（第二期第三次）、1998年（第三期第四次）、2003年（第四期第四次）、2013年（第六期第四次）以及2023年（第八期第四次）五波數據，以台灣1997年開始實施的“去中國化”教育為基準，將研究對象劃分為是否接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兩個世代，重點考察“族群背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岸交流頻次”等與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關聯及其世代差異，剖析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構成邏輯與形成機制，為相關研究及政策探討提供實證依據。
二、台灣 “去中國化”教育的歷史演進
台灣 “去中國化”教育始於1997年，李登輝當局推出宣揚“台灣本土意識”的《認識台灣》系列教材，正式開啟“去中國化”教育的推進歷程。1999年實施的“88課綱”，首次將台灣史作為獨立單元（彼時仍附屬中國史範疇），形成“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格局。阿扁上臺後，延續了李登輝以台獨為導向的教育政策，於2006年推行“95暫綱”，將“台灣史”獨立成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中國史被壓縮並納入東亞史範疇。阿扁當局2008年1月發佈並計畫於2009年實施的“98課綱”延續“95暫綱”的基本框架，以“同心圓史觀”建構有別於中國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與大陸在歷史敘事上的割裂態勢。
蔡英文總統上臺後，於2018年強行推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在教育理念與課程設置上進行根本性改變。以“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作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標，以所謂“全球視野”置於中華文化認同之上，在刻意建構的國家認同話語體系中，形塑排他性的“族群認同”成為構建“台灣身份認同”的重要內容之一①。在歷史教育領域，以主題式教學取代傳統編年體鋪陳，將“中國史”碎片化地嵌入“東亞史”，重構“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歷史教育體系。這種體系重構，不僅破壞了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完整性，更是在潛移默化中淡化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試圖將台灣從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剝離出來，營造出一種“台灣歷史獨立於中國歷史”的虛假認知。語文教育領域同樣未能倖免，“新課綱”強推“刪減文言文”和“推薦本土古文”，高中語文教材大幅縮減經典古文篇幅，如《岳陽樓記》《廉恥》等推薦選文從30篇刪減至15篇，其道德教化功能被嚴重弱化。教材中出現“台灣地位未定論”等荒謬內容，此種言論違背歷史事實和國際法準則，旨在強化“台灣獨立”的歷史敘事。這種錯誤史觀的灌輸，不僅損害了台灣學生的歷史素養和民族情感，更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025年，在賴清德直接授意下，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推出13篇“識讀中國威脅”的補充教材，內容涵蓋“識讀中國”國家認同、媒體識讀等多個方面，其核心意圖在於通過歪曲事實、編造謊言，將中國大陸描繪成所謂的“威脅”，讓台灣青年在潛移默化中對中國大陸產生誤解和隔閡。台灣當局以意識形態為驅動，罔顧歷史真相與教育本質的行徑，不僅嚴重侵蝕了台灣的教育生態，剝奪了青年一代接受正確歷史文化教育的權利，更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②。台灣教育改革三十餘年，長期扭曲教育本質、篡改歷史真相，系統性、有目的地塑造台灣年輕世代的“台灣主體性”意識，逐步消解其對祖國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與民族歸屬感，致使台灣青年群體出現國家認同混亂與身份認同困境，造成中華文化根基的斷裂和民族情感的疏離。
自1997年“去中國化”教育推行以來，其對台灣青年群體產生了長久且持續的效應。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價值觀與身份認同形成的關鍵階段③，這一時期所接受的教育內容，將直接內化為個體對民族、歷史文化與國家歸屬的基本認知。若以1997年正處於初中教育階段的群體為觀察起點，可推算其出生年份約為1985年前後。依據台灣當局內政部的統計數據，1985年至2019年台灣纍計出生人口數為903萬人，也就是受“去中國化”教育直接影響的人口規模總量。這一龐大群體在價值觀塑造與身份認同建構的關鍵時期，長期接受系統性、導向性的教育灌輸，其文化認知、民族認同與國家觀念均受到深刻形塑，進而對兩岸關係發展與社會價值變遷產生長期影響，其深層社會效應與歷史意涵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特徵及差異
身份認同是某個族群民族主義起源的反映和人們對自身身份的辨別與定位④，主要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是誰，歸屬於哪個群體對象的認同程度，而這樣的群體可能是社區、團體、族群、民族、國家等⑤。“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兼有地域層面的身份與國家層面的身份，常被視作闡釋台灣民眾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的關鍵變量，涵蓋血緣親緣、歷史文化、政治歸屬、共同生活經驗與生命共同體等多種意涵，是一個融合了情感、認知與行為傾向的綜合性概念，也屬一個比較特殊的身份認同概念。
（一）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變遷趨勢
首先，本研究對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整體分佈狀況進行描述分析，系統呈現身份認同結構的基本特徵與變遷趨勢。為系統考察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長期變遷，本研究結合TSCS數據資料與“計畫執行報告”，觀察並分析台灣民眾身份認同的具體分佈情形及跨時期變化趨勢（圖1）。
［圖1：台灣民眾身份認同變化趨勢（1992-2023）］
1992 年的數據顯示，自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之雙重認同的民眾占比最高為49.7%，自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接近，分別為23.7% 與23.4%。20 世紀90 年代初期，台灣民眾的認同觀以雙重認同為主導，整體仍帶有較為明顯的“中國認同”成分。至1998 年，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出現初步轉變：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上升至40.6%，雙重認同略下降至46.4%，“中國人”的比例則明顯下降至10.6%。“台灣認同”開始逐步擴張，而傳統“中國認同”呈現弱化態勢，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結構開始向“台灣認同”傾斜。至2003 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大幅上升至59.9%，首次成為台灣社會主流意識中的最大群體；相對地，雙重認同進一步下降至30.0%，“中國人”的比例持續降低至9.0%。表明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結構已完成階段性轉型，“台灣認同”正式成為主導性認同，而“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則處於次要地位。2013年的數據顯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達到相對最高點，接近四分之三（73.7%）；雙重認同的比例下降至24.2%，不足總樣本的四分之一，“中國人”的比例則滑落至1.1%，反映此一階段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已趨於穩定，“台灣認同”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而“中國認同”則持續弱化。202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略有回落至65.6%，雙重認同比例則有所回升至32.1%，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則進一步降至冰點（0.9%）。整體而言，近三十年來，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呈現出明顯變遷趨勢：“台灣認同”比例快速大幅上升，“中國認同”的比例持續穩步下降，而雙重認同則呈現“先降後升”的波動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2013年，202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認同”回落、雙重認同回升的階段性變化，表明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除受到長期結構性因素（如教育改革、社會變遷）的影響外，仍可能受到特定時期社會政治情境、兩岸互動氛圍等因素影響，進而呈現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動。有學者指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可以理解為“本質性認同”與“建構性認同”兩個維度⑥，其中，本質性認同是指個體透過主觀認知、理性理解、客觀實證與外部灌輸，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從而形成公民意識的過程；而建構性認同則強調身份角色的被賦予性，其形成會伴隨利益訴求與環境變遷而改變。與本質性認同的形成路徑不同，建構性認同更傾向於從政治認同動員出相應的文化認同。上述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雖受到建構性認同的影響，但隨著兩岸經貿合作與文教交流的深化，可能成為推動部分台灣民眾從“台灣認同”轉向“雙重認同”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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