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民進黨當局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叙事建構與政策實踐 作者：陳美霞（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陳小衝（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摘要】當前台灣“白色恐怖”議題政治工具屬性凸顯，逐漸取代“二二八事件”，成為島內政治勢力進行歷史建構與政策動員的重要資源。其中，民進黨當局的政治化利用尤其值得警惕。民進黨當局對“白色恐怖”的話語叙事，及其“人權立國”“轉型正義”等的政策實踐，均暗含著台獨圖謀。其影響在於：壓抑“左統”紅色歷史脈絡，扭曲台灣歷史記憶；以所謂的“普世”價值叙事遮蔽歷史真相，誤導台灣民衆認知；將歷史創傷轉化為“拒統”工具，以此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社會民意基礎。需高度關注民進黨當局的政治化利用，加強歷史真相傳播，對衝“白色恐怖”歷史的台獨意識形態叙事，引導民衆建立正確的歷史認知，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鑄牢思想基礎。
伴隨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的熱播，國共隱蔽戰綫鬥爭與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成為兩岸媒體及民衆關注的議題。2025年11月，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主辦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并向遇難者敬獻花圈，引發島內輿論熱議。台灣“白色恐怖”關係著“國共內戰”歷史脈絡下“左統”受難者的“紅色中國”記憶，也是戰後國民黨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歷史悲情。當前台灣“白色恐怖”創傷逐漸取代“二二八”事件，成為島內政治勢力進行歷史建構與政策動員的重要資源。可以說，台灣“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直接關聯“統獨”立場與“左右”意識形態爭奪，對兩岸關係走向與國家主權安全具有重要影響。
“白色恐怖”，通常指保守政權運用執政機器，針對左翼勢力所進行超常規摧毀的行徑。①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一般指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藉由“動員戡亂”體制，以“反共”“防範匪諜”名義鎮壓、肅清中共地下黨、異議分子及無辜群衆的特定歷史階段。廣義的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指國民黨政權遷台前後至1987年台灣政治“解嚴”這一時段。本文以民進黨執政人物在各種所謂紀念活動中的話語表述，以及民進黨當局“人權立國”“轉型正義”等相關政策為中心，揭露民進黨當局利用“白色恐怖”歷史創傷進行台獨意識形態傾向的叙事建構、政策實踐及其產生的影響和危害。
一、民進黨當局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叙事建構
歷史叙事并非堆積過往事實，而是為了塑造意義、建構認知。新世紀以來，台灣“白色恐怖”創傷叙事成為政治人物建構思想、規範行動的話語實踐，也是其說服受衆的話語資源。民進黨當局在“世界人權日”“台灣自由日”等所謂紀念儀式上的話語叙事，除了“白色恐怖歷史導致人權犧牲”“需追究加害者責任”等相似說辭之外，也因應時代背景與現實需求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叙事策略。
（一）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時段及發生根源的叙事轉變
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源於“國共內戰”的台灣延續，以及全球冷戰中美國對“反共”肅清的默許。民進黨政治人物曾以“國共內戰”視野下的狹義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作為認知主體，意圖揭開被遮蔽的認同“紅色中國”的“左統”受難歷史。曾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副職的呂秀蓮說：“經過長期的努力，‘國人’對‘二二八’的歷史已有深入的瞭解，然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經歷卻鮮為人知；據非正式統計，因白色恐怖而罹難的人民有三萬人，受波及和牽連的人高達八萬人，這段歷史是台灣永遠的傷痛，但都遭到刻意的遮掩。”②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作為認知主體，意味著國共兩黨爭奪“正統中國”的視野，意味著台灣“白色恐怖”是國民黨為了“保衛台灣”“反攻大陸”的權宜措施。但是，隨後一段時間，由於島內藍綠惡鬥加劇，以及民進黨台獨分裂勢力對兩岸關係認知的轉變，五十年代以“左統”受難者為主體的“白色恐怖”歷史創傷逐漸被忽視、消解。近年來，民進黨當局在回應相關歷史時，出現了有意無意迴避“全球冷戰-國共內戰”歷史語境的傾向，試圖僅僅從台灣本島的視角出發，看待戰後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歷史。蔡英文總統說：“‘二二八事件’激發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然而，威權、高壓的統治，抑制了民主種子的生長，讓台灣進入了‘白色恐怖’時期。”③蔡英文總統認為威權統治“抑制了民主種子的生長”，將李登輝執政前的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歷史幾乎都視為“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的“白色恐怖”由此被嵌入“威權統治-民主轉型”的宏大叙事框架，成為民進黨台獨分裂勢力所謂的“民主自由”叙事的歷史資源。國民黨威權統治則被建構為台灣“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的根源，試圖以此削弱國民黨執政的道德正當性。
（二）選擇性徵用台灣“白色恐怖”歷史反思背後的“普世”價值
不同時期，民進黨當局對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有著不同的叙事重點與價值認知。2004年，阿扁在出席“恢復政治受難人名譽證書”頒發典禮時表示，“一定會繼續努力落實‘人權立國’的政策”，并表達“對過去所有人權鬥士的尊敬與懷念”。④阿扁當局對“白色恐怖”歷史叙事與人權保障的關係頗為重視。阿扁在參觀“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時曾留言，“真誠面對歷史，勇敢走過受難之地，以堅毅的心擁抱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之路。”⑤民進黨執政初期，“人權”“民主”“自由”“和平”成為其從“白色恐怖”歷史反思背後提煉出來的所謂“普世”價值，被稱為是涵括了不同類型“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的核心價值。在民進黨當時的話語叙事中，“人權”意味著國民黨暴力執政下的“人權鬥士”以及“冤假錯案”等無辜受難者。“民主”“自由”背後是台灣黨外人士為反抗“國民黨威權”，為推動所謂“民主轉型”而犧牲的受難者。“和平”背後是“全球冷戰—國共內戰”下，五十年代為追求兩岸統一、人民解放而犧牲受難的、認同“紅色中國”的“左統”人士。然而，到了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和平”這一價值理念被有意擱置，“人權”價值依然獲得重視，“民主自由”價值則被無限放大。2022年，蔡英文總統在“世界人權日”發言：“我們今天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是因為過去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推動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⑥可見，蔡英文總統推崇的所謂“民主”“自由”，重點強調的是“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為“台灣民主化”所付出的代價。2024年，賴清德在“世界人權日”表示，“不論是民主、自由或是人權，都是台灣與世界交朋友的共同理念價值，更是世世代代要珍惜守護的生活方式。”⑦顯然，在中美戰略競爭格局下，賴清德將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視為“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的價值凝聚點，以“共同理念價值”迎合美西方意識形態，并將“珍惜守護生活方式”轉化為“拒統”的話語工具。
（三）關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的叙事策略演變
台灣“白色恐怖”肇因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國民黨為了肅清左翼勢力所采取的措施。彼時，共產黨及其“同路人”被污衊為“匪諜”。執政初期民進黨曾自詡，其最大優勢就是沒有國共鬥爭的歷史包袱。譬如，阿扁曾宣稱：“台澎金馬過去曾經是冷戰時期的‘反共堡壘’，如今二元對立的時代早已過去。”⑧蔡英文總統則有意無意遮蔽“白色恐怖”時期中共地下黨及其相關元素。她說，“高一生先生，因為積極參與家鄉的公共事務，慘遭處決，英年早逝。”⑨蔡英文總統對“白色恐怖”進行“化約”處理，強調高一生“參加家鄉事務”的“無辜”受難形象，有意不提其所涉案件的共產黨背景。賴清德則是“戒嚴”幽靈陰魂不散，渲染“共諜”威脅、號召“反共—反中”。2025年，賴清德在出席所謂的“台灣自由日”活動時，大肆渲染“共諜”案增多，表示：“這些人接受共產黨資助、配合中國行動，目的就是危害台灣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例如，有退役軍人跟共產黨合作，成立‘台灣軍政府’等組織，策劃顛覆政府的計畫，要做中共的內應；或是搜集國軍將官的名册、勘查軍事要地、刺探政府的機敏資料，協助中共瞭解我們的軍情；或是接受中共的指示來散播言論、影響台灣的輿論走向、介入我們的民主。連執政黨的黨工都是收買對象，在野黨也是一樣，各行各業都是中國收買的對象。”⑩賴清德的“反共”叙事，宛如五十年代“國共對峙”時期台灣地區“防範匪諜”“匪諜就在身邊”的歷史返魅。然而，不同於五十年代國民黨以“反共”爭奪“正統中國”代表權，賴清德則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反共”思想轉化為所謂的反“危害台灣民主自由”的“謀獨”政治工具。
歷史叙事作為一種話語權力，難免隱藏文化政治意圖。台灣“白色恐怖”歷史創傷叙事作為話語表徵，難以離開原初經驗的記憶重構，難以離開政黨鬥爭角力與政治意圖的再闡釋。當前民進黨當局的“白色恐怖”歷史叙事，把國民黨威權統治作為發生根源，一方面急於擺脫“國共內戰”視野下的“白色恐怖”歷史的兩岸關係叙事，淡化“和平”價值，以“民主自由”作為叙事話語體系建構的中心；另一方面卻繼承了“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并轉化為民進黨所謂的“守護民主台灣”的“反共-反中”話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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