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文化記憶到政治叙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路徑——以“開漳聖王”信仰為例 作者：吳珊珊（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閩南師範大學兩岸傳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蕭慶偉（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院長
【摘要】在歷史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開漳將領陳元光從真人轉化為民間信仰。隨著唐山人移民台灣，開漳聖王“英雄”與“祖先”的符號指示，使其成為移民渡海開台情感共享的載體，而移民在台灣建構身份認同的需要，鞏固和拓展了“開漳聖王”的文化記憶。1895年，日本占據台灣。在外敵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喚醒。“開漳聖王”成為維繫台灣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符號。政治叙事的參與進一步推動“開漳聖王”指向中華民族共同體。當然，“開漳聖王”的符號指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側重和偏向，但其作為海峽兩岸同胞共祖的記憶一直保留。這種共祖的記憶通過不同的媒介表徵，形成了“開漳聖王文化”的重要內涵，也成為海峽兩岸同胞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
民族這一名稱是由外文翻譯而來。中國本土對於民族學的研究始於光緒末年，從英文翻譯的民族學叫作“民種學”。1909年，蔡元培先生將“民種學”翻譯為民族學。1902年，梁啓超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引發了學界對此概念的探討。1988年，費孝通發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提出“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特徵。學者石碩基於梁啓超、顧頡剛和費孝通三位學者關於“中華民族”的概念梳理，指出中華民族“是由‘共同歷史記憶’‘共同命運’‘共同未來’聯結起來的民族共同體”。〔1〕可以說，共同歷史記憶是民族形成了“我者”概念的開始，共同命運和共同未來是共同歷史記憶延續與發展的結果，對“共同體”的強化鞏固、民族未來發展提供指南。人類文化很長的一個發展階段中，都是以民族為載體的，由此表現出文化之間的差異，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性的實質，就是一種文化區別於另一種文化，而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這種文化產生於民族這一人們共同體。〔2〕而人類“我者”與“他者”之間的劃分很大程度由記憶決定。不同民族之間文化的差異實質是民族記憶的不同。
記憶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也是一種歷史書寫的結果，更是人類生命的自我持存。〔3〕哈布瓦赫認為人在社會化的過程才會產生記憶，他在涂爾幹的基礎上提出了“集體記憶”概念。我國學者趙靜蓉在《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一書中指出記憶“使個體的生命片段得以連綴為一個貫穿始末的歷史過程，并因而賦予人對自我的認知和認同；它也使‘集體’這個概念及其力量有據可循，并經由共享催生個體對集體的歸屬和認同”。〔4〕也就是說記憶賦予集體的認同與歸屬以意義。學者馮月季指出：“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就是民族群體成員的文化身份歸屬與認知，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民族群體成員作為個體在其自我成長、發展的歷程中與其他成員之間通過不斷交流互動，生成自我意識的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由自我意識到社會意識，民族群體成員自我與他者的世界融為一體生成具有‘我們感’的共同體意識。”〔5〕也就是說民族共同體建立的基礎是“我們”的形成。換言之，集體記憶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記憶通過符號將民族成員的意識、認知、行為凝聚於一體，由此建構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在社會化過程中將社會秩序引入個體內心，將個體與民族聯結，民族共同體意識方建構。在此，作為媒介的集體記憶至關重要，其符號的表徵滲透著成員的情感、記憶、共識。
回歸到“開漳聖王”這一符號，台灣民衆認同“開漳聖王”，意味著他們認同其作為 “中原人”的身份，認同中華民族。國家通過“開漳聖王”的集體記憶，把閩台民衆連接在一起，形成文化記憶，繼而構建文化共同體。共同體成員在文化符號的叙述之下，遵守共同體的價值觀念，由此凝聚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實現統一奠定文化基礎。
一、由人到神：“開漳聖王”信仰的記憶緣起及現狀
據載，唐高宗總章二年（669），陳政、陳元光父子率府兵3600人，將士1200人從光州固始入閩，建邦啓土，咸有功力。這些將士跟隨陳政、陳元光平定“嘯亂”、安撫土著、招徠流民、通商惠工、屯田墾殖、巡狩海疆，皆有功焉，可以稱之為唐代開發建設東南海疆的英雄。他們的事跡雖與陳元光將軍一樣不見於國史，但閩南百姓世代口傳，後代子孫撰錄譜牒，至今形成一個覆蓋閩台的集體記憶。〔6〕《陳氏族譜》亦載：陳元光“戰歿於陣，漳人捏像悲祀如生，贈豹韜衛將軍，謚忠毅文惠，詔賜彤簫器皿，旌表盛德世祀坊”。〔7〕由此可知，民衆將開漳將士由人轉化為神的原因有三:
第一，族群感念開漳將士為漳州開發、發展所做的貢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族群是“某種群體由於體質類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於遷徙中的共同記憶，而對他們的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種主觀的信念，此種信念對於非親屬社區關係的延續非常重要，這個群體就被稱為族群”。〔8〕從客觀上說，族群具有三個共同，即共同的淵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集體記憶。〔9〕陳元光及其部將平定閩粵，致力於地方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并且引進中原地區先進農耕技術，興辦商業和教育事業，興修水利，推動了以漳州為中心的閩南地域文化的形成。開漳將士的貢獻形成了閩南族群共同的淵源和共同的集體記憶，使得族群集體意識得到凝聚。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民衆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精神性需求凸顯，對開漳將士的情感經過時間的篩選、過濾和加工，其中史實性的部分在民衆心中漸漸減弱，對開漳建功認同的集體記憶得到增強。由此觀之，閩南民衆敬重為閩南前赴後繼的英雄，也尊重為地方人民作出貢獻而犧牲的普通民衆，將其幻化成神明，祈求其精神得到傳承。更重要的是，希望其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繼續護佑族群發展繁榮。這就為開漳將士由人轉化為神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開漳聖王”由人到神的發展與朝廷的重視、恩賜與加冕有關。從唐、五代、宋、明直到清代，封建王朝實施懷柔神靈的政策，對陳元光的追贈褒封纍計達22次，僅兩宋就有15次之多，廟號賜稱“威惠廟”，匾曰“盛德世祀”。〔10〕最初，是唐玄宗首先以“盛德世祀”形容陳元光應得之香火廟祀，此四字實可視為唐朝廷推崇陳元光，強調其事功，牽涉到唐朝如何評價陳元光一生戎馬功業與道德人格。這也可以是後人定位開漳文化精神內涵的基礎、歷代傳承的理由。〔11〕歷朝統治者一再封賜陳元光，一來為了穩定社會，鞏固統治；二來為統治者自身贏得聲譽。換言之，民間文化被植入“禮”的秩序中，其內在價值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體現，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經過歷朝皇帝的推崇，民衆對於陳元光及開漳將士的崇拜進一步得到強化。久而久之，由崇拜到頂禮膜拜。當然，民間信仰和制度性宗教同作為文化的產物，不可將其蔑視為“封建的遺留”，而看不到民間信仰的歷史久遠性和文化積澱的深厚性。
第三，閩南特殊的地域環境是陳元光由人轉化為神的客觀條件。閩地自古是蠻荒之地，陳政、陳元光父子赴漳平亂、開漳置州，才逐漸被納入中原的正統文化體系當中。惡劣的生存環境為閩南民間信俗的發展提供了社會空間。人類在與旱災、澇災、蝗災、瘟疫等災害的長期抗爭中，經常因科學技術的欠缺、經驗的不足而往往藉助於超自然力量來克服所面臨的困境。〔12〕所以，在閩南地區，信仰數量衆多，層次豐富，成神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且各個神祇之間常有聯盟“巡安”，是閩南信仰獨特的“景觀”。
現如今，開漳聖王信仰已經成為閩台民衆祈求健康平安的神明之一，更是和平生產、生活的符號，其香火不絕如縷，祭祀活動非常活躍。在“開漳聖地”雲霄，每年元宵節都要隆重舉行“鑒王”（迎陳元光神像出廟祭奠）、“巡城”（抬陳元光神像巡游境遇）、“走王”（用雙手高舉轎扛向前疾跑）三項民俗活動，稱為“聖王巡安”。該民俗活動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據有關部門提供，目前在漳州11個縣（市、區）中登記在册的威惠廟有251座，閩南、閩西、閩東以及粵東、浙南等地都建有寺廟；台灣有登記的祀奉開漳聖王廟遍及台灣全島，其中尤以台北、桃園、宜蘭、彰化、雲林、台南香火最為鼎盛。〔13〕這位曾經帶領將士開疆拓土、已被神格化的守護神，自然地成為移民者的精神信仰。移民們在共同的祭祀活動中加強感情聯繫，建立族群意識，發揮了神緣的號召力，吸引更多漳籍同胞陸續前來定居，不斷壯大聚居規模，拓展宮廟規格。〔14〕“開漳聖王”已成為閩台聯繫的重要情感紐帶，并逐步形成台胞訪祖到福建的“根文化”現象。台灣同胞赴漳州尋根，探尋的是血脈與文化的源頭，“開漳聖王”信仰鑄就了閩台牢不可破的集體記憶，為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礎。
二、從大陸到台灣：文化記憶的延續與拓展
首先，“祖先”與“英雄”記憶的書寫是兩岸同胞文化記憶的編碼之一。回溯歷史，陳氏父子建漳立郡的過程中，“漢”意識的指示性在競爭中占據了優勢，少數民族民衆接受了漢化的民族記憶，選擇性遺忘與“蠻夷”相關的記憶，逐步抵達漢文化的認同。此後，陳氏帶領的87姓將士在閩南繁衍生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邊界趨向模糊，并逐步形成以漢文化為基礎的族群社會。陳氏父子逝世之後，族群透過儀式、叙事書寫，追溯英雄祖先，與素未謀面的祖先建立心理上的文化聯繫。除了血緣之外，環境的空間變化、權力的演變等層面的指示，“開漳聖王”逐漸作為信仰存在，凝聚族群的歷史記憶，表徵族群的身份。
“祖先”與“英雄”的指示，成為移民渡海開台情感共享的載體。台灣的“開漳聖王”信仰，始於明末清初大量的閩南民衆移民入台灣。明成化二年（1466），蔣國旺、國時、國平三兄弟攜帶分香定居淡水。此時的“開漳聖王”乃為移民面臨環境空間變化的信仰寄托。在面臨未知之際，民衆的情感偏向延展了“開漳聖王”的多重意指，為強化記憶、認同提供新的指示。而“開漳聖王”之所以指涉信仰，像似符引發了重要作用。可以發現，陳氏父子南下面臨蠻荒之地與移民遷移台灣面臨的環境、生存條件幾乎一致。一來移民面臨的也是瘴癘橫行的蠻荒；二來需要與當地土著爭奪生存空間、生存資源。“開漳聖王”在移民記憶中所承載著不僅是來自原鄉的寄托，更是希望當下的自己能同當年陳氏父子一般渡過難關。由此，渡過難關的移民與“開漳聖王”完成了情感連接，使得民衆對開漳聖王的記憶從英雄轉為信仰符號。這一點從民衆對於開漳聖王稱呼可見一斑，民衆往往稱呼“開漳聖王”為“王爹”或者“王公”，王乃對於聖王的尊重，而“爹”與“公”確是民衆情感性偏向的確證，《開漳聖王護國安民武德真經》稱：“漳民敬王如同敬父”〔15〕。換言之，指示機制以多重衍義的方式將“開漳聖王”的英雄記憶轉化為心靈寄托的信仰符號。與此同時，在移民平安渡過台灣海峽、開墾新家園的過程中，“開漳聖王”的原鄉情結在經歷磨難之後得到強化，信仰的指示性得到鞏固。
其次，移民在台灣需要生產、發展，建立與新環境的聯繫，建構身份認同，“開漳聖王”成為移民族群共同的叙事對象、共同的祖先記憶。這時候，“開漳聖王”在身份認同的驅動下凝聚成集體記憶，推動“開漳聖王之我們”共同體的建構。沃爾夫·坎斯特納指出：“集體記憶能够抓住遙遠的歷史事件和社會事件，但是它經常優先考慮當前的利益。集體記憶是有意識的控制的結果，也是無意識的吸收的結果；而且它不斷得到調整。”〔16〕新環境生存的需要、身份認同的確認、原鄉的情感寄托、信仰的投射等因素的叠加使得“開漳聖王”在指示機制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開漳聖王”的意指從血緣、平安祈福同步過渡到族群共同體，其指示表徵完成了從個人認同到集體認同的過渡。這是民衆對於文化的認同，也是指示性在集體記憶形成過程中競爭的結果。
隨著移民生產生活的變化，“開漳聖王”的意指不斷延展。在台灣，早期不同籍別的移民因生存空間、資源、風水、迎神賽會等，常發生械鬥。現場械鬥雙方常抬族群神像上陣，作戰雙方以攻占到對方的信仰神像為榮。戰況激烈之時，經常神人共患，難保自身。“開漳聖王”作為漳籍民衆信仰的保護神，加上陳元光乃武將出身，自然成為漳籍移民械鬥時的“神伴”。可見，此時“開漳聖王”所指涉的對象為族群，其成為族群凝聚力的象徵。群體認同往往不以個人的意志與願望為轉移，而與群體的利益與價值取向、文化存在的環境為準則。〔17〕換言之，當“開漳聖王”作為群體認同而存在，民衆的認知隨著“我”到“我們”的轉變，其行為準則、認知、情感將會偏向以“開漳聖王”為核心所形成的利益群體。也就是說“開漳聖王”在械鬥現場所激發出的情感帶有強烈的集體意識。儘管這種集體意識在當時具有暴力色彩，但對移民族群的建設和發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可見，記憶形成的過程，也是文化認同形成的過程。“開漳聖王”指示最終錨定台灣民衆的群體認同，而這種認同反過來對民衆的認知、行為進行限制。也就是說群體認同一旦形成，個人的認知、意志自覺向群體傾斜，人們將按照群體制定的“共識”約束自身，推動族群的“制度”建設與發展。
總而言之，“開漳聖王”歷經從英雄到聖王，從跨海的平安指示到群體凝聚力的表徵，千年的意義傳遞積澱著血緣、神緣、地緣、人緣、業緣、物緣，凝聚著成員的身份確證和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既是一種物質客體，又是一種象徵符號。〔18〕這個符號具有某種精神內涵，附著在社會現實之上成為群體共享的抽象概念。換言之，當移民脫離大陸的群體，“開漳聖王”以分身“神像”的物質實體隨移民跨海建設新家園，又作為原鄉物質客體的意象建立其移民與大陸家園的情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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