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地名文化在增進兩岸民族認同中的價值探討 作者：洪水英（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李順興（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地名文化是兩岸民族認同的重要載體，在“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具有歷史溯源與實踐共構的認同表徵功能。研究表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方言、建築、信仰、冠籍、冠姓地名等，具有延續空間文化記憶、共育跨越制度差異的文化韌性，在尊重台灣地名命名習慣下，未來可通過推動兩岸地名遺產聯合申報、構建地名文化可視化平台及共構兩岸“地名文化+”生態圈等路徑，進一步優化兩岸民族認同的地名文化治理方案。
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未來，如何進一步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密切兩岸經濟人文交流，增進兩岸同胞福祉，促進兩岸心靈契合，使其惠及更多的民衆等。這些都是當前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和生長點。已往學術界研究多數集中於政治、經濟領域方面，在兩岸文化治理方面略顯不足，尤其在民族認同上如何提升同頻共振效用上，缺少系統性研究。以地名文化為例，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在兩岸交往交流交融中發揮著精神紐帶作用，理應成為“兩制”台灣方案探索的新角度，遺憾的是這些重要價值尚未得到學界的關注。鑒於此，本研究從民族認同理論出發，探究兩岸地名文化在歷史同源、共構實踐中的民族認同表徵及其治理路徑，旨在揭示地名文化在增進民族認同中的重要作用，為推進“兩制”台灣方案實質性落實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的民族認同
（一）“兩制”台灣民族文化認同方案的意義
“兩制”台灣方案是推動兩岸文化新繁榮新發展的新基石，對國家統一、對兩岸同胞、對中華民族最有利。2019年1月2日，在《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倡議，其目的是通過和平方式，用最小的成本，實現國家統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①顯然，“兩制”台灣方案是實現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構想，是中華民族禀賦、中華民族特點、中華民族精神在文化上的集中體現，是“以文化人”“以文惠民”的形象闡釋。
德國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指出，“共同體是一種基於自然情感、血緣、地緣或精神紐帶的緊密群體，成員之間有強烈的歸屬感和互助關係”②，“是具有共同理想和相同文化性狀的社會個體所構成的有序群體。”③民族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文化則是民族的血脈。民族認同（又稱族群認同）包括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主要“指一個民族的人們對其自然及文化傾向性的認可與共識”④，“是個體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民族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⑤。表現為本民族成員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在凝聚民族力量，維護民族傳統和家國大義、弘揚民族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精神紐帶作用。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精神支柱，是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歸屬感的精神基礎”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⑦顯然，關於如何增進中華民族認同感問題的深入思考，事關“兩制”台灣方案有效實施和落實，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推進。
“兩制”台灣方案探索是一個兼具長期性、挑戰性的社會實踐。基於台灣地理多樣性、歷史背景複雜性、文化多元性、時代特殊性等問題，陳先才、唐梓涵、周葉中、徐瑩、蘇美祥、單玉麗、祝捷、夏路等學者研究表明，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和平、民主、平等原則下，方案中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方面都需要全面充實，其迫切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可想而知。衆所周知，台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地區，除了原住民文化外，還有中華文化、閩粵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等，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體。近二十多年來，民進黨上台期間企圖以“文化台獨”手段達到台灣本土化目的，在思想文化、教育文化等方面有意抹黑大陸，刻意淡化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的客觀事實，導致台灣民衆對大陸制度文化認知上存在偏差和誤解，甚至偏見，留下很多後遺症。而且，當前時代語境中“文化台獨”博弈依然存在。據2025年6月11日央視新聞報導，民進黨當局粗暴推動“中正路”改名引發輿論強烈反彈，國務院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就台當局“去中國化”“漸進台獨”等陰謀給予本質性揭露，著實建構了抵禦台獨政治分裂思潮、粉碎台獨任何文化分裂企圖的共同認知條件，也彰顯增強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性。這些無疑都為“兩制”台灣民族認同方案提供了學術生長點。
（二）兩岸地名文化的民族認同意義
兩岸地名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兩岸共同的文化遺產，承載著兩岸共同的民族記憶、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等。衆多學者從歷史、地理、物產、政治等方面（陳名實，2013；黃碧蓉，2012；張維義，2008；朱天順，1992；陳國強，1992）發現，兩岸地名文化具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分布特色、中國文化元素等。如大陸學者涂志偉《台灣涉漳舊地名與聚落開發》一書，就其同根同源性進行了詳細的闡釋。祝松、陳支平則在《兩岸社會史研究的新成果——涂志偉〈台灣涉漳舊地名與聚落開發〉一書出版有感》中，高度肯定了此書地名文化的溯源價值（祝松、陳支平，2013）。鑒於此，本文擬從柔性的文化維度介入，藉助朱天順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台灣省》和傅祖德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省》的地名來分析統計（該詞典所收錄地名限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而合乎詞典收錄範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地名文化在增進民族認同中的重要價值。
二、兩岸地名文化的民族認同表徵
地名是“一定空間位置地理實體的指稱符號，是專有名詞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載體”⑧。曾世英指出：“地名是歷史的產物、地理的反映，是一種文化現象。”⑨地名關涉地方自然地理環境、人文歷史，它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地名群也可建構成地名文化圈。其實有些新名也是由舊地名演化而來，新舊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繫的密切關係。因此，地名作為地理空間的標識，也是一種歷時文化形態。
（一）兩岸地名中的歷史同源文化
閩南地區包括廈門、漳州、泉州三地，其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河洛文化的影子。湯漳平教授指出：“唐初中原移民入閩是首次大規模‘開閩’”“至中唐時期，閩文化應已形成，它既是今日閩文化的底層文化，也是閩南文化的根基。”⑩有學者指出：“閩南文化初肇的基因是河洛文化，二者均具有輻射和中心影響作用，河洛地物文明高濃度勢位擴散為中原文化，中原人口南徙入閩後，形成以漳、晉、泉為中心的閩、粵、台等地的泛閩南文化。”⑪如泉州的洛陽鎮、洛陽江、洛陽橋等地名，就是很好的證明。閩南移民大批遷到台灣未開發的地方，帶去了祖地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化，他們新開闢的定居點，也往往以自己祖宗或祖家地名來命名。
1.方言文化地名
地名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一個地方、一個家族的血脈、歷史和記憶。如先祖、始祖、祖籍、祖地、祖家、祖厝、故鄉、家鄉的方言地名，在方言語音、語詞、語義上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兩岸兩地地質構造同源，同屬於亞歐大陸板塊，地理位置接近，在地質歷史上也多次相連，如今台灣海峽的形成是由於板塊運動和海平面的上升而形成，導致兩岸兩地在地理位置上的分隔，但兩地山脈走向一致，斷裂帶的連續性則是兩岸人民同根所生、血脈相連的有力證據，這從兩岸方言地名可以找到佐證。從族譜、地方志、碑刻、宗廟等文化載體看，在《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泉州府志》《海澄縣志》《同安縣志》《長泰縣志》《中華姓氏源流堂號考據》《中國姓氏大全》《通志》姓氏略等，均有方言地名的記錄實況。
（1）兩岸地名語音具有關聯性。以“台灣”名字來源為例，據史書、方志記載，現在的“台灣”地名，是從“夷洲（三國）—流求（隋朝）—流求（唐朝）—留求、琉球（元代）—北港、雞籠、淡水（明朝前期）—東番（明朝後期）—台灣（明崇禎八年）”這一歷史長河中走出來的，從而變成一直延續至今的名稱。其中宋元時期遷徙去台灣島的閩語漢人，依照閩南語將“台窩灣”音譯為“大員”“台員”“大灣”等名稱，最終確定為“台灣”；台灣早期地名，一些以先住民語為語源的地名，閩南移民在開墾過程中也會以閩南方言譯音來代替台灣少數民族，如“北投社”，閩南語音譯為“Bak-tau”（凱達格蘭音為“patauw”），大甲閩南語音音譯為“Toā-kah”（平埔族道卡斯族名音為“Taokas”音譯）等等。
（2）兩岸通名用字具有一致性。兩岸地名通名特色字極為相似：寮、厝、墘、角、尾、里、頂、崁、埔、寨、兜、坪、侖、坑、竹、仿、埕、澳、洋、湖、勢等等，有些地名帶有頭、阿、仔等綴詞。“地名作為辨識空間的符號，反映了居民對地表景觀的空間意識，所以藉由地名可以重塑過去地表的景觀及人類各類活動的軌跡。”⑫據廖忠俊編著的《台灣鄉鎮舊地名考釋》，我們整理出台灣台北市部分地名的發展變化，如圖1所示。
［圖1］
很明顯，山形水勢在民衆的地名認知中占有重要地位。閩南、台灣多山，為丘陵地勢，其用字文化特徵非常明顯：一是依地形命名：兩岸兩地的地形特徵都是以山地、丘陵為主，所以兩地的地名常含“山、峰、嶺、崗、崎、丘、石”等；二是依據氣候命名：兩岸兩地都是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降水豐富，受季風影響顯著，地名多帶“洲、溪、港、潭、浦、坑、湧”等；三是依據植被命名：兩岸兩地的植被主要是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地名常見“林、榕、樟、竹”等植物地名。兩岸地名的形成與它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地名文化產生的根基。
2.建築文化地名
“家”文化是住所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兩岸家族、宗族、民族，一脈相承，對兩岸地名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家、厝、屋、宅、寮、蓬、棚、廠”等詞頻繁出現在兩岸地名中，彰顯閩南家族文化重要性，如圖2所示。
［圖2］
地名通名的“寮、厝”兩字高頻率使用，透露出兩岸民衆對住所文化的重視，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形象地刻畫了大陸移民的真實生活。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解釋：“寮，穿也。”⑬“穿”是“小窗”的意思。在《康熙字典》中，“寮”字又有多重含義，它可指小窗，如古人詩文中描繪的窗寮之景。在閩南方言中，“寮”主要指簡陋的窩棚小屋，源自南方少數民族在房屋內掘地為竃的“火塘之屋”。在《詩經》《戰國策·魏策》中，“厝”有“磨刀石”“安置”“安葬”之義，均沒有“房屋”引申義；在《國語辭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中，“厝”是個方言詞，開始有“房屋”之義項。閩南語“祠”與“厝”[tshu]讀音相同，意義相通，兼具“衣錦還鄉”“葉落歸根”的聯想義。“姓氏+厝”地名是閩南人重鄉崇祖、家族本位的社會心理反映。據統計，台灣人中的漢族人，絕大部分是從大陸的閩南地區遷居而去，漳州、泉州占絕大多數。“姓氏+厝”、詔安厝、漳州厝、南靖厝等冠籍地名的連用，足見祖輩移民對家鄉、對國家的認同和眷戀。
（二）兩岸地名中的信仰文化
台灣許多地名是為紀念拓墾台灣的人物而出現的，如明朝的顔思齊、鄭成功、陳永華、沈光文、鄭成功屯墾將領的地名；紀念清朝時期人物的地名，如紀念施琅的地名（如將軍府、將軍莊等）、紀念開拓聚落有關人物的地名（如煥昌里、吳沙村、仕安村、三舍村等）、與台灣歷史事件有關人物的地名（如阿里山、爽文村、爽文路、諸羅縣、嘉義縣、逢甲里、逢甲路等）。
1.鄭成功信仰地名
兩岸許多紀念鄭成功的地名，是台灣人民懷念民族英雄和追思故鄉的歷史見證。由於鄭成功有許多名號（國姓爺、鄭延平、延平王、延平公、延平郡王），諸如“國姓”“成功”地名等在行政區劃到街區、道路等經常出現，如圖3所示。
［圖3］
上述地名反映了兩岸人民對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懷念和原鄉情感融入。南安是鄭成功的故鄉，用南安舊地名冠籍的台灣鄉村地名很多，如彰化縣鹿港院裡村，源自南安石井院里村；台北小洋坑因晉江縣石獅小洋坑蔡氏鄉親跟隨鄭成功到台灣而命名。首先，“安平”意蘊深刻：安平鎮，是今福建晉江安海鎮的古名，是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出發點之一，鄭成功改台南城堡熱蘭遮城（Fort Eeeland），變為安平鎮（含有“光復故土”之義），如今台南“安平古堡站”，不稱“熱蘭遮城站”，卻被民衆稱為“王府站”，顯示鄭成功“國姓爺”身份，此外在鄭成功家鄉南安縣石井鎮以及廈門鼓浪嶼等地，都有“國姓井”地名。其次，“屯、營”地名歷史見證：許多地名還保留著鄭成功墾荒部隊的番號和鎮營首領的名字，這與他實行“寓兵於農”屯墾制度有關，如台南、高雄、嘉義和雲林等縣的許多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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