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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浩。（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0月5日電（記者 郭至君）9月5日，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石破茂內閣困境與中日關係動向”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相關領域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困局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發表了自身的深邃見解。北京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浩發言表示，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東亞強國，實現“第一次開國”。然而，這一進程最終以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告終。第二次則出現在冷戰格局下，中美對立為日本帶來戰略機遇，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第二次開國”。最近，日本的外交青皮書將世界進入的新時代稱為是“中美大競爭時代”，基於日本對外關係的邏輯，它感到“第三次開國”的機會來臨。日本將尋求“三次開國”進程樣式，處理對華關係。
蘇浩強調，中日關係的發展由兩個國際關係的互動邏輯決定，一是中國強弱的區域內在邏輯，二是域外強國的介入與對華壓制，最主要的外部變量就是美國。這兩個邏輯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日關係進程。
蘇浩表示，日本對華關係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個起伏過程。古代兩千年的中日關係主要處於“華夷體系”下。日本既有對華的仰慕，也存在矛盾。例如日本幕府儒官林春齋父子編纂的《華夷變態》的關於中國的逸聞集，反映出當時日本精英“以夷變夏”的心理。然而總體上，日本始終在這一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難以在東亞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進入近代後，西方殖民主義東擴，特別是鴉片戰爭後西方對華侵略，給日本提供了戰略機遇。黑船叩關喚醒了吉田松陰，他提出“補償論”，主張日本應從朝鮮和中國這些弱鄰中獲取補償。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明治維新的軍國主義者，包括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
蘇浩指出，二戰戰敗後，日本因中美對抗而得到第二次發展機遇。國共內戰使日本借機擺脫戰敗者身份，不少日本軍人甚至被捲入中國內戰。此後，抗美援朝讓日本獲得重建空間，美國也在戰略上放鬆對日限制，甚至對日本對琉球的主張也持開放態度，這些都為日本復甦創造了條件。在這一格局下，日本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也不得不向日本學習，依靠日本的中低端產業分工和ODA，提升自身經濟建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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